艾未未：奥运设计

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多采访您。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我们主要是去发现一些商业的未来。

你们这帮办杂志的人挺没想法，挺没理想的，自己糟践自己吧。

行,行,行。

要干嘛你说吧。采访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录音必须按原话登出来，可以不登但不能改。

可以，没问题。有人说您是真实而又怪怪的设计师，对这种评价你如何看待？

我太不认同了。我太不怪了，怎么叫怪怪的。

就是看你的工作室，看你自己表达的风格。

怪怪的？没有。这个词我都很少用。

您非常不认同吗？那我们今天主要聊三个话题。一些关于奥运的设计精神和一些商业的设计精神。这次奥运设计，我自己感觉设计风格有点怪。

你是说整个和奥运相关的设计是吗？

对的。既有鸟巢这种很现代的又有福娃那种很传统的设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奥运这个国字号的项目，跟世界相关的这样一个赛事，可能最大范围的看到涉及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题目是不错的，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跟奥运有关的国外建筑师参与的项目，像鸟巢、新CCTV大楼、首都机场T3航站楼，还有国家大剧院。虽然这几个建筑褒贬不一，有好点也有差一点的，但仍然是世界建筑水平上高层次的设计，不论任何国度或者文化都会认同这个观点，除非存在偏见，那是你的文化局限性太大了。这个不可否认的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利益。一直在谈文化，文化创意，那么利益何在呢？首都机场T3航站楼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新CCTV大楼也不同凡响。这些建筑首先是必须要的，不管谁做最终都是要设计的。通过公开的邀请国际上优秀建筑师来投标，请国际评委来评审。中国有了机会并且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因为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好作品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资源，使得未来十年八年，世界的目光聚集在北京，刮目相看。得利的是北京，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这涉及了一些问题，我们以前的建筑和设计，都是在极差的系统中产生的，计划经济的落后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系统,绞杀个人创作的可能性和语言上的独立性。中国有着巨大的，可以称之为反动势力，这些反动势力就是由所谓业内专家组成，长期以来吃着国家的俸禄，经营着虚假的地位，昧着良心，养尊处优，互相提携包庇，在每一个项目中饱囊私利，这方面国家也很无奈，要么请外国人，要么只能听命于他们，他们获得了最高荣誉，政府官员只能依靠他们。他们表面上是专家，干的全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天我的项目你来评，明天你的项目我来评，导致了一个恶劣的学术评价系统网，开后门走关系，是心照不宣的利益潜规则。你去看中国当今的建筑，除了那寥寥可数的几个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房子外，其它的大项目都是被国营的大企业和设计院拿去了，这些设计院设计的东西，许多是由那些院士领衔的，其他评委和他们串通一气，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易。别的内部交易你是可以发现和抓住，比如说股市上和其他，但这是很难抓住的，评委都说这个东西好，你怎么抓？两个房子我就说这个设计的好，我知道是谁设计的，你无话可说。这是用国家资源，用百姓血汗盖了很多烂楼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北京西客站，开幕那天就往下掉东西，如此之类太多了，造一块就砸一块，百姓根本无权说话，因为百姓对这事不了解，政府官员有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些专家已经说完了，那么这些专家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最失职的人，有着至上的权利，昧着良心做事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是院士，他们下面有博士、研究生，许多业内的关系和建设部，大家都是一伙的，你说这事怎么弄。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建筑，没有很好的规划，就是因为有这些人。这些人一天不离开这些职位，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优秀的建筑，这是一个体系和结构的问题。唯独奥运是冲破了这个体系，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盛事，所以政府想表现透明公开的意象，它是另外一个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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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逝世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太震撼人心的书，你必须阅读它。

若干西方媒体的报道：

Mr. Solzhenitsyn at work in the Hoover Library in Stanford in 1976.

New York Times: Solzhenitsyn, Literary Giant Who Defied Soviets, Dies at 89.

Washington Post: Nobel Winner Chronicled Tyranny of Soviet Union

CNN: Russian novelist, former dissident, Solzhenitsyn dead.

TIME: Remembering Aleksander Solzhenitsyn

Associated Press: Solzhenitsyn broke taboos, shook Soviet empire.

BBC: Alexander Solzhenitsyn dies at 89.

BBC 中文：《俄国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去世》。（托闹运的福，我们访问它暂时不用穿墙了）

The Times: Last struggle is over for Nobel laureate Aleksandr Solzhenit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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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鲁迅于1935年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72年后，也即2007年，我们又可以写《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了。　

孔夫子是2007年中国的当红人物。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读经热”的一个继续；但2007年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孔子热”有了新的推动力：出现了国家这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这些年，一个新词：“软实力”，在中国政坛、学界悄悄流行。其所要完成的是要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机，提供国际影响与扩张的文化实力，这样的双重目标和任务。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软实力”？

2007 年就出现了一场谈不上认真，却意味深长的论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提出中国能够影响世界的软实力，是中国的流行文化；因此而发他人所未能言：“一个章子怡、姚明比一千个孔夫子更重要。”此言一出，网上、报刊上一片讨伐之声：在中国，神圣如孔夫子者，怎可以如此轻慢地与“戏子”对比！由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就使得儒学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成了“中国文化”的等同物，尽管不断有知识分子对这样的“独尊”地位提出质疑，但在普通百姓中却形成了这样的 “集体无意识”：尊孔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孔即爱国。反过来批评孔子就有了“卖国”的嫌疑。[www.ideobook.net]

这又是和“大国崛起”直接相关的。于是，就有人不断提及“中国的‘软实力’一直在东亚乃至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光荣历史”。而其最让一些人兴奋不已的，就是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的长期存在”与深远影响。讲的自然并不只是历史，而且是重新构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国际“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想象，而且大有扩展到世界的趋向。一些外国知识分子，出于对自身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失望和批判激情，而将另外一种存在的中国思想与现实理想化，作为解决其本国问题的新资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理想却往往要被中国现实的发展所击破，从而使自己陷人极其尴尬的境地。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也和这些满怀理想，而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善良的外国朋友一样，大做“中国梦”，那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大国爱国主义，大国民族主义”的狂潮。而且还真有这样的宏论：“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国家形象，以王道对治霸道，为人类和平输人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周北辰《中华文化突围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3期）。读到这样的呓语，是不免要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高喊“革命中国”救世界，现在则是“道德中国”救世界，其内在的“救世主”情结，“中华中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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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城市作为自然

　　无论东方或西方，整部诗歌史基本上是一部农业意象的诗歌史。城市意象较频密地表现于诗歌，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诗人写城市困难重重，读者欣赏城市诗困难又得加几倍。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传统难以摆脱，也没必要摆脱，毕竟最多、最伟大的诗歌都在农业意象库里，就连两位源头性的现代诗人惠特曼和波德莱尔也分别以叶和花来命名他们的里程碑诗集；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太快，城市变化也快，原有的意象还未沉淀，还未发酵至可提炼为诗，新的意象又抢眼而来。农业意象不是相对稳定或稳定，而是超稳定，至今还未过时，中国更是如此。正因为农业意象还未过时，读者便容易把农业意象与诗意画上等号；而城市意象则相反，是没有诗意的，或根本不是诗。读者习惯于通过农业意象来确认他们的感受，尽管他们可能长期住在远离农业意象、把水当成“自来水”的城市。即使读者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也仍有可能偏爱、甚至更强烈地偏爱农业意象；就像他们由于远离大自然而向往大自然，把大自然当做放松的一种方式，农业意象的诗歌也成为他们放松的一种方式。但这些都还不是城市诗面临的真正问题。

　　城市诗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诗人们一向把城市当做非人性的、窒息性的地狱，侵犯和剥夺他们的美好生活（包括，应该说尤其是，他们从农业意象的悠久诗歌传统中所领略的实际上并非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生活）。如果他们写城市，也往往是诅咒城市和城市生活。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是从概念出发，像崇拜英雄那样崇拜城市，把城市当成进步力量来讴歌。还有一种诗人，既不是出于对城市的崇拜，也不是出于恐惧，而仅仅是为了采用工业意象、技术意象而把城市纳入他们的文本，城市意象成为他们写诗的材料，城市成为他们创新的手段。与此相关的一种诗人，他们写关于大自然的诗，他们向读者转述（而不是描述）常常是他们早年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经验，语气和措词隐含对城市人的鄙视和不屑，读者喜欢这类诗，往往不是喜欢诗中所转述的大自然，而更多是认同诗中对城市人的鄙视和不屑，尤其是他们自己早年可能也有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经验，而现在他们住在城市，并把他们的挫折归咎于城市。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诗，把大自然变成一种辞令，为的是训斥城市人——诗人的邻居。简言之，这四类诗人与城市的关系，都是诗人把城市作为对象或工具。

　　不是说这些态度的诗有什么不好，或这些态度的诗不是诗。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诗是可以无所不包的，一如生命本身、世界本身、自然本身。而恰恰是说，诗应该无所不包，诗不应成为诗人排斥生命、排斥世界、排斥自然的手段。但是，一种给予宇宙万物应有的位置，还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和价值并寄予如果不是爱至少也是尊重的诗歌，却遍寻不见。我们有太多诗人，是出于对世界的愤怒、对环境的不满、对同类的偏见而写诗的。“诗可以怨”，但可以拥抱万物的诗却千中无一。而这千中之一，即使存在，也不难想象要面临受忽略和受抗拒。或被当成不存在。也许，要像哈兹利特所说的“等到理性变得像偏见的冥顽盲目那般普遍”，它才能被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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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刘庆元木刻的抒情性

　　在一个我难得参加的社交场合上，碰巧刘庆元与我同桌。那天碰巧好像也是他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木刻展的开幕日。他送我一本他为这次展览而出版的小画册。他曾在香港一位亲戚家小住过，便跟我谈起他对香港的印象——或者说，对香港的好印象。具体细节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感到他喜欢香港的“市井味”，这是一般观光客看不到也体味不出的。但不知怎的，我并没有跟他说，这也正是我所喜欢的，并一再被我写进诗里。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他已把自己周围的市井人物刻进版画里了。

　　回港后我打开刘庆元的版画集翻阅，立即就被吸引住。我感到我不是在看木刻，也不是在看画，而是在读诗——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一幅幅画面打开一个个抒情诗的空间，使我涌起写诗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只有在读我最喜爱的诗人时才会涌起的。例如《河边》、《珠江夜游》、《没话说》、《逗你玩》等，这些版画里的人物，都是些个体，或单独，或三两人，他们无所事事，可以说是无聊，但也可以说，他们找到自己的个人空间，在那里打发时间。他们就像高尔基笔下那些普通人，闲着时就对着星空和大海发呆，想着生命的意义或无意义——刘庆元有不少画，是可以这样或正或反地解释的，例如《没话说》中，两个青年人各自背靠着小巷的砖墙，相对无言。如果不是标题，则他们也可以是背靠着小巷的砖墙在闲聊，这幅画也可以叫做《谈话》或《闲聊》以至《无聊》。即是说，刘庆元善于把其人物置于一个多义和歧义的处境中，而这也正是抒情诗的一大特色。

　　后来我又陆续看到刘庆元更多的木刻，看到更多的抒情诗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正在转换，从户外转移到户内，但依然是私人空间，例如独自坐在客厅沉思，或三五位朋友围坐在房间里吹牛或争论，或一对男女在卧室做爱，或一对男女肩并肩坐在床上。其中一幅画里，一个光头青年呆坐在客厅里，也许他就是刘庆元本人，他身后巨大的影子表明这是夜里，他可能整夜这样呆着，也可能是刚刚跟三五位朋友围坐在那里吹牛或争论，现在剩下他寂寞地面对自己。而在他头顶上，一个巨大的风扇在旋转着，像聂鲁达的诗句“我们头顶上灰色的光在旋转的风扇里展开”，只不过“我们”不是诗中的一对情人，而是画中的孤独者及其影子——那失落感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逼真性，达到最出色的抒情诗的强度。刘庆元这种自我指涉，还使他原已具有的抒情诗空间，增添了一抹日常趣味，同时也更接近抒情诗中的轻松的一面，例如《在博尔赫斯书店》画的便是他与雕刻家妻子阿鱼和儿子在书店里的一幕，这幅画也是户内的，但“书店”和一家三口，以及他们“出去”逛书店这一事实，使得这幅画洋溢着一片户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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