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从字说到灵——对江弱水先生批评的答复

το γαρ γραμμα αποκτεινει, το δε πνευμα ζωοποιει.
因为那字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
《林后》3.6

江弱水先生在《〈圣经〉、官话与“引车卖浆者流”》（《读书》2005.11:160-2）中对我为倪湛舸的诗集所作的序《圣书与中文新诗》（《读书》2005.4:80-85）提出指摘。其核心有二：一是说我的序中有史实错误，二是说我的出错,是想“蒙人”。江先生以“蒙人”这种恶语相加，我自不必降低到同样的水准与他理论；史实则有是非，而我却不以江的指正为是，不以我前文说的为非。

江先生对我史实方面的指摘可以概括为四条：

1．我序中应该引艾约瑟（J. Edkins）等十九世纪中叶翻译出版的蓝青官话本（即南京本）而不是和合本；
2．《约伯记》不是诗而我把它说成诗，并分行排印；
3．我把梁阿发当作艾约瑟的助手，犯了时代错误；
4．我引的和合本经文已经受了日文汉字借词的“污染”，故不能说明和合本语言的本土性。

下面就先逐项回答这四款指责。[www.ideobook.net]

圣经的版本　在那篇序中，我所引用的圣经文字，的确同于官话和合本。但我说像引文中那样的诗的语言“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在汉语中产生”，并不错。首先，就和合本本身而言，和合本的正式颁布固然是在1919年，但是该本特别是新约部分的产生却远远早于这个时间：1897年就刊行过后来称作官话本的那个新约译本中的一些译文（《太》、《可》）。其次，就我所引用的旧约而言，在和合本的旧约出现之前，唯一的官话全本旧约是1874年出版的施约瑟（S.I.J. Schereschewsky）译本（京都美华书院版），这也正是我文中所指的译本（所以说在胡适徐志摩的白话诗出现“近半个世纪之前”）。

除了作为最早的官话旧约全译本这一事实外，施约瑟单独（不排除使用中国助手，详后）从希伯来文翻译的1874年版旧约，还具有当时其他译本所不具备的学术上的权威性和语言风格上的优点。因此无论作为最早的西方诗歌的白话翻译还是作为最早的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汉语自己的白话诗，其意义都是重大的。学术上的权威性这里不谈，语言上的优点则可以由这一事实来说明，就是后来的和合本旧约，在语言和译法上，同施译本十分接近。先以一段众所周知的散文经文为例，《创世纪》的开头（1.1-5），施约瑟是这样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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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皓明：多余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

《伊斯特河》（The Ister）是一部由两个澳大利亚人（Daniel Barison和David Ross）拍摄的纪录片（2004出品），也可称“电影论文”。其主题建立在马丁·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一首后期无标题咏歌的讲座上。这首诗编者们一般冠以“伊斯特河”（Der Ister）的标题。电影的主线，是对一两个法国哲学家等的采访，其中穿插以多瑙河（古称伊斯特河）沿途的风景和时事，以及对诗中涉及的历史的追溯。这些镜头用以印证和反思海德格尔的论著和荷尔德林的诗歌。

电影讲的是一个德意志哲学家对一个德意志诗人的阐释，但是两名盎格鲁—萨克森—犹太世界的电影作者，却几乎完全依赖高卢的哲学家作为采访的对象和解说人（此外只采访了一个德国电影制片人），这本身既是一种未曾自我意识的反讽，同时也表明了电影的角度、立场、观点和视野的取向乃至局限，更暴露了英语（乃至法语）世界在荷尔德林的接受与阐释上的偏差。我这篇短文，并不打算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评论，而只想从其中的两个细节入手，来简要说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是怎样一个麻烦而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细节：影片最主要的被访人和解说人，是一个名叫 Bernard Stiegler 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他夸夸其谈，但内容多是老生常谈，其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海德格尔，荷尔德林永远进入不了哲学”。从电影看，除了一种爱夸大其辞修辞习惯，我看不出他冒出这么一句完全站不住脚的话，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早在海德格尔出生近一个世纪前，荷尔德林就已经进入了哲学，而且是介入了当时哲学的中心。在图宾根神学院上学时代，荷尔德林同黑格尔和谢林是同学和好友，攻读过康德、斯宾诺莎；后来又来到当时思想最活跃的耶拿大学，聆听费希特的学说，1800年前后，又深受施莱耶尔马赫的影响。这些耳熟能详的事实，Stiegler 想必知道。但他是否确切知道，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尤其是 Dieter Henrich），荷尔德林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形成所作的贡献，远较人们过去知道为大；特别其后期诗歌（指1806年精神失常前的最后几年），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与当代哲学家们的对话，特别是同黑格尔和谢林；荷尔德林的诗歌，大约是但丁以后最哲学的诗歌；诗歌以外，他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论文手稿；专门出版哲学著作的汉堡的出版社Felix Meiner，在其“哲学书库”里，就有一本收集了这些手稿的专辑。所以，说海德格尔是荷尔德林进入哲学的不二法门，纯属妄言。然而这种妄言，其实本于一种有严重缺陷的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哲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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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皓明：圣书与中文新诗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第八十二章“学希腊文”中自述这一段往事时，有这样的话：

［入门之初］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几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

周作人后来并没有去翻译《新约》或四福音书，不管是用佛经体还是白话文。倒是他早年“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这种想法，暴露出典型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误区。因讨厌文言便去学《新约》的“希腊白话文”（一般称作koine，即普通话），同时又立志照严复用周秦古文翻译赫胥黎、林纾用史迁风格翻译迭更斯那样用六朝隋唐时的中古佛经翻译风格翻译“希腊白话文”的《新约》，这种思维是混乱的。即使先不论古典希腊文同晚清时被目为古文标准的桐城古文是否可以等同看待，“希腊白话文”的《新约》岂不是应该用中文的白话文来翻译才合乎道理？把“‘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弄成“古雅的”，又岂不是个迷误？周作人后来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复古思想”，逐渐认识到“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但是这种认识已是在“五四”的高潮之后了。在一九二〇年的讲演“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周作人才第一次公开承认“《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这种认识上的延误实际上造成了文学革命同英国圣公会等机构所颁布和认可的白话的《圣经》（即官话和合本本）失之交臂。这次失之交臂，就像整个国家在一八五〇年前后同现代化失之交臂那样，使得中国现代文学错过了一个机会，现代汉语错过了一种可能性，依存于语言的现代汉语诗歌失去了一个方向。因而才有彻头彻尾世俗的胡适用庸俗进化论发明本土的“白话文学史”说，用词曲风格的白话诗树立现代汉语诗歌的原型和榜样。[www.ideobook.net]

周作人一度不以为然的官话本《新旧约全书》没有被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革命家们当作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一个主要资源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一九一〇和一九二〇年代文学革命家们关于现代汉语所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为马理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猎（K.F.A. Gutzlaff）、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英美德学者传教士们反复、深入地探索和讨论过了，并找到了在当时近乎最好的解决方案。当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青年们还在为“两个花蝴蝶”和“轻轻的我走了”而心潮澎湃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或不懂得欣赏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在汉语中产生的这样强有力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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