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多钰：《立春》：崇高的荒诞或荒诞的崇高

《立春》不是一部让人舒服的电影。顾长卫对时代荒谬的体悟高出了所有同时代的导演

1．
　　首先，让我们说说那个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
　　关于这个话题，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亲爱的姨父。他是一名内陆省份机械厂的老工人。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机械厂已经倒闭多年。他算内退，拿200多元的工资苦捱了多年，幸好去年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拿上千元的退休金相对体面地生活了。
　　他们夫妇住在两间老旧的宿舍里。虽然老旧，但是整理得井井有条，使用多年的地板胶总是打扫得极为洁净，几案上摆着精心养护的盆景、绿植，透出主人雅致的品味。
　　他不像普通的工人喜欢跟邻居闲唠嗑，他喜欢独自呆着，整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他跟我聊得投缘了，从拾掇得非常整齐的盒子里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宝贝——有锦旗、像章、技术突击模范的证书等等。那一刻，他的眸子里满是光亮。那是他的理想主义年代，那个年代高扬立场、鼓吹价值，那些证书是对他的才华、努力、追求崇高的价值观的肯定。
　　但是，那个年代的崇高光环早已褪去，被权力肯定的东西，早被无声地否定。身边的同事们纷纷外出打工，或者经商，他却坚持在家，默默揣着已被遗忘的崇高命名，在解构的年代里，保持一个顽固的姿势，郁郁独行。
　　我想起我的姨父，是因为《立春》，因为那些像他一样追求崇高的王彩玲们。对于他们，你不能施以简单的同情，同情无法拯救过去。只有反思。反思，虽然也无法作用于过去，但是起码可以寄望于将来。
　　面对《立春》，我们首先要询问与反思的是：王彩玲们的崇高感来自哪里？该如何安放？又该回到哪里？

2．
　　关于《立春》，有影评称，王彩玲无法拥抱正常生活，其价值观混乱，政治不正确。
　　这样的评语似乎也适用于几千年来任何一个集权年代有所追求、心有不甘的理想主义者们。
　　可以肯定论者一定出生在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后，他应该庆幸自己的生活具备起码的人文价值环境，乃至于他拥有了起码的生活常识。但是拥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实在不值得骄傲，尤其不值得向王彩玲们炫耀。向王彩玲炫耀自己的人文素养，就如同向史前的人炫耀自己会写字。
　　没错，王彩玲的理想主义是基于对权力中心的想象，而非对于个人价值与人文价值的不懈追求。
　　但是论者忽视了两个大问题：其一，王彩玲们的价值观形成于集权年代，并非自我选择的结果；其二，王彩玲们从集权年代刚刚走出，缺乏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
　　集权的标志之一就是个人价值实现途径的单一。个人价值只有通过权力允许的渠道才能实现，高雅艺术作为附着于权力阶层的艺术形式，尤其如此。
　　王彩玲是一个小城的音乐老师，拥有歌唱的天赋。她生活在边缘，却被赋予了超出正常的崇高感，因为她唱的是歌剧。歌剧是一个隐喻，代表她被赋予的不切实际的崇高意识形态。她唱歌剧，也教歌剧，但在她生活的小城，歌剧完全没有听众。她的听众只有学生——像她一样希望通过唱歌剧进军北京文化权力中心的人，还有她通过调去北京的谎言吸引来的追求者。歌剧在集权的制度下，是一种人才选拔程序，而不是什么可以赖以生活的艺术。她的个人价值显然无法在生活中施展，只得向北京——政治文化中心，这惟一的崇高投去谄媚和理想主义的目光。
　　底层被赋予了超出正常的崇高使命，小人物被逼迫着伟大，王彩玲的崇高感被不正常地鼓励着。王彩玲不单是那个特殊年代，也是千年以来中国文人所谓投身家国的荒诞化身。王彩玲比那些王权时代投身家国的人更为悲剧之处在于，王权时代尚有底层的价值观，有可以回旋隐居之所，而那个时代的底层，价值观已经被抽空，时代围绕着政治核心在旋转。
　　对崇高的追求，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唯独王彩玲们的追求，在集权时代消失后，又迅速被抛入物质时代，她们的命运格外荒诞。在前一个时代，王彩玲还可以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被“北京”那莫须有的审美权力高层发现，离开这个被架空的底层；在后一个时代，王彩玲只能与各种怀揣过于崇高欲望的人们碰撞，并在碰撞中逐渐清醒。
　　王彩玲的悲剧比《孔雀》中姐姐的悲剧更甚。姐姐只是追求自己独特的价值而不得，王彩玲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场被不当赋予的闹剧。她不断说谎，用执拗的坚持试图证明自己，最终发现她最大的幸福其实是成为一个母亲。
　　王彩玲回到一个母亲的角色，就对了。做一个母亲，教养孩子，唱唱儿歌，非常美，非常崇高，也非常幸福。底层价值原本就是这么简单平和。崇高的荒诞必须回归平凡。人们应该真实地生活，而不是被理想欺骗，为理想说谎。

3．
　　有人整理了“王彩玲语录”，想为《立春》赋予有趣的商业特征，诸如“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我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悬案”“每年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这些有趣仍然无法让《立春》成为一部让人舒服的电影。《立春》不是商业片，不能用商业片的标准来要求它。它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艺片，并且应该留在电影史上。
　　顾长卫对时代荒谬的体悟高出了所有同时代的导演。崇高的荒谬或者荒谬的崇高，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流传久远的集权病，即使对当下，也不乏映照。那些用一个梦想统帅所有梦想的人，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那些不断使用谴责武器的人，他们究竟为什么相信自己真理在握，你只能暗暗捏着一把汗，希望他们将来不会成为下一批王彩玲。
　　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结尾是一个巨大的败笔。“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王彩玲已经走出来了，导演还抱着那个集权时代的梦吗？
　　
作者为TimeOut中国版总编辑，专栏作家
本文原载《财经网》08年4月25日

刘皓明：代序或铭文

À la place d’une préface ou plutôt un exergue

房间里同时进行着好几场谈话。香烟的青雾缭绕，飘散，直到积淀在头发里、衣服的纤维之间，刺激着眼睛，让灯下的一切更加模糊。啤酒已不那么凉了， 夜却渗透出越来越大的清凉。谈话的声音从喧哗和高昂低微下来，逐渐被越来越长的沉默间隔。只有欲望、野心、自得、迷茫和恐惧依然在不停地流动，在不知不 觉中安排、塑造和决定每个在场的人分别的未来。

他们中间曾经有人试图为这样消磨的青春刻印不能磨灭的痕迹，这些暴露着他们的裸露的存在的时刻，日后是注定要被冲淡的、消失的——这个他们模糊地知道；因而就是在他们最忘我的时刻，也无法消除因此而生的焦虑。当体验让位给预期，当纯粹的在为对未来的忧虑所累，他们便开始离开现在，游离于纯粹的存在之外，延宕着，拖沓着，躲避着；而愚妄地企图固守那纯粹的存在者，惨遭灭顶之灾，跌落于时代的峰谷，在无底的深渊中湮灭，或者苟延残喘。

然而焦虑者们一直焦虑着，就是在纯粹的存在已经完全消失的延宕和掩盖的重重痂壳下面之后，也依然焦虑着。同纯粹的存在日益扩大的距离已经让这种焦虑变成了绝望，无望的绝望：缺乏自怜、自我英雄主义，甚至是麻木的绝望，绝望得甚至没有回忆。

然而就是这种绝望也是一个仿佛掌心的符号，据它可以追踪对纯粹的存在亲近过的痕迹，并以此确认归属和契同，在绝望中得到虚妄的异像中的友朋，俾能同凡夫俗子判然有别，一如犹大的吻。

我在攻读神学的倪湛舸的掌心看到了这样的暗号，就像托玛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Serenus Zeitblom 在Adrian Leverkühn身上看到的那样。因为正如神学院学生亚里德安首先是个音乐家，作为神学院学生的倪湛舸首先是个诗人。诗人的倪湛舸用笔记的方式记录下阅读中得来的吉光片羽，这些吉光片羽尤其因为受电影的表现方式的深刻影响而生异彩。电影提供给她感受和表现的方式，书籍提供给她思维的经纬，使得她年轻的生命能超越对存在的浅尝辄止的贫瘠，无需通过对市民社会作出哗众的反叛姿态，便能直接留下力图贴近本真的痕迹。虽然这些痕迹尚只是最初的痕迹，然而它们预示了这些痕迹将会由纹或璺形成文，乃至成锦：我等待着。而现在，喏，这就是她的第一疋：voilà!

原载于倪湛舸：《黑暗中相逢》，上海：三联，2004：1-2。

美国“中国法研究”学者谈互联网对法官及法治的影响

[本文为《检察日报》记者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的李本（Benjamin Liebman）和吴修铭（Tim Wu）的采访，原载2006年7月24日《检察日报》，作者刘卉。他们的这一研究以"China's Network Justice"为题发表于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ummer 2007)。]

记者：李本先生，你好！作为一个从事中国法研究的外国学者，你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曾给中国学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见《检察日报》2005年7月25日报道《228例媒体名誉侵权案揭示了什么》）。这次中国行，你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研究成果？

李本：主要想与中国学界同仁交流我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信息论和中国法院关系的，特别是互联网将对中国法院产生怎样的影响。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首先，尽管西方社会非常关注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但是针对具体机构的分析凤毛麟角。其次，中国法院制度正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而我们搜集的资料表明，在某些方面中国法官在向其他国家的同行们逐渐靠拢，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则独辟蹊径，对信息的使用正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发展，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与众不同的。

此次与我同行的还有这篇论文的合作者，我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成员吴修铭教授。

信息论应用扩展到法律领域

记者：信息理论似乎是经济学概念，它与法律有关系吗？

吴修铭：信息论，也叫信息经济学，在过去15年间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信息论的应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学、法律和其他研究领域。信息经济学跟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法律有时可以帮助控制经济体系内的信息传递。比如，美国相关法律规定，食用产品必须说明脂肪和盐的含量，这实际上是通过法律保证生产商将必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第二个方面，它可以帮助了解与法律有关的决策者怎么做决定。比如，不同的信息怎样影响到司法制度，法官如何作出判决。

记者：能具体谈谈第二个方面吗？

吴修铭：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都会受到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的影响。法官阅读案例，与其他法官交流，与朋友交谈，看报纸，这些活动都会对法官的判决有影响。随着信息技术成本逐渐降低，法官更容易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如果阅读案例变得更加容易，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去阅读。如果很容易就能够与法学教授或其他法院的法官通信，那么这种交流就会越来越频繁。

李本：为了避免信息对法官的负面影响，有关适用判例的方式、限制单方接触当事人的规定以及那些规范法官之间交往的规则也顺势而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是对法官判决时所能获取信息类型的限制和规定。

互联网影响中国法院的方式

记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信息爆炸性增长，人们获取信息也更加方便。互联网改变着整个社会，包括法院、检察院。

李本：互联网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产生影响，即：一、构建法院内部信息网络；二、利用公共网络进行调研；三、通过互联网对法院施加舆论压力。

就第一种方式而言，法院设置局域网，一方面为法官提供信息，包括法律、通知以及相关的新信息。法官可以在局域网上搜索法律和有关解释，上级法院和法院院长也可以向其管辖范围内的法官传达信息；另一方面局域网可以协助法院进行案件信息管理，从而提高法院效率，也有利于对法官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目前很多中国法官使用互联网对待决案件进行调研，这是中国法院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法官遇到新问题或疑难法律问题，首先会想到与同事讨论，也可能会请示上级法院。但是，一个地方（比如青海）的法院就很难了解其他地方（比如北京）的法院是如何处理类似案件的。据我了解，现在法官们经常上网搜索实际判决、媒体报道和学术界的讨论，从而了解其他地区的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另外，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法律法规信息远远多于法院局域网。

就第三种方式而言，通过网络对待决案件进行新闻报道和公开讨论，比如孙志刚案、佘祥林案和聂树斌案，都是网络报道促进案件解决的例证。但是网络压力的作用也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网络报道的大众效应。大众压力可能会迫使法院变更审理程序、不恰当处理被告人等。据媒体的评论，刚刚宣判的黄静案就曾因互联网给司法机关带来不小压力。

客观评价互联网对法治的影响

记者：两位如何评价这些影响？

李本：互联网的使用使法官之间的横向互动越来越多。这类横向互动的发展，或者说是非正式的参考别处判决的做法有可能会使全国范围内的判决更为一致。这种横向互动也会鼓励法官进行创新。这种互动还会在法官间强化自身的职业身份。

此外，大众压力对法院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法院和媒体的相对位置。对此我们不能归罪于互联网，互联网的舆论监督当然是好的和必需的，只是互联网的发展同时确实可能会导致对案件的更多干预，会消解法院为抵制压力所做的各种努力。互联网还可能会迫使法官在真正的压力形成之前就屈服于大众的意见。

吴修铭：是的，我们论文的初步结论是：第一，中国法官相互交流越多，法官判决就会越统一和一致；第二，公众注意到判决结果越容易，法官判决就越有可能屈从于公众压力。我想对第一点进一步阐释。

“理性羊群行为”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认为，人们喜欢去做其他人在做的事情。在“理性羊群行为”下，不好的东西有时会很流行。司法制度也会有同样的现象。当交流成本更便宜，效仿手段更容易，法官就会跟其他人一样，也去效仿别的法官的做法。这样，一个司法制度像服装一样，也会有它的流行趋势，而且有时在特定情形下不好的判决会变得流行。当然，总体上说，法院获取更多信息的趋势促使法院适用法律更加一致是件好事，它体现了“相似的案例判决也应该相似”的基本法治理念。

刘皓明：重访图宾根：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寻踪

相隔四年，两次我抵达南德的士瓦本(Schwaben)小城图宾根(Tübingen)都是在黄昏。两次我都先是看到夕阳的余辉涂在新教神学会教堂(始建于一四七〇年)旧象牙色的石壁和主堂橘红色的瓦顶上。清爽的空气中袭来一丝凉意，市政厅(始建于一四三五年)前白日里熙熙攘攘市场上已是人声消歇，卵石铺地的曲折而陡峭的街衢与小巷此时也少有人迹。在图宾根读书并在此终老的士瓦本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一七七〇——一八四三)的著名的哀歌《饼与葡萄酒》(Brod und Wein，写于一八〇〇与一八〇一年之交)第一阕中描写的，就是近二百年前图宾根这样一个普通的傍晚吗？诗是这样开始的：

Rings um ruhet die Stadt; still wird die erleuchtete Gasse,
Und, mit Fakeln geschmükt, rauschen die Wagen hinweg.
Satt gehn heim von Freuden des Tags zu ruhen die Menschen,
Und Gewinn und Verlust wäget ein sinniges Haupt
Wohlzufrieden zu Haus; leer steht von Trauben und Blumen,
Und von Werken der Hand ruht der geschäfftige Markt.
Aber das Saitenspiel tönt fern aus Gärten; vieleicht, daß
Dort ein Liebendes spielt oder ein einsamer Mann
Ferner Freunde gedenkt und der Jugendzeit; und die Brunnen
Immerquillend und frisch rauschen an duftendem Beet.
Still in dämmriger Luft ertönen geläutete Gloken,
Und der Stunden gedenk rufet ein Wächter die Zahl.
Jezt auch kommet ein Wehn und regt die Gipfel des Hains auf,
Sieh! und das Schattenbild unserer Erde, der Mond
Kommet geheim nun auch; die Schwärmerische, die Nacht kommt,
Voll mit Sternen und wohl wenig bekümmert um uns,
Glänzt die Erstaunende dort, die Fremdlingin unter den Menschen,
Über Gebirgeshöhn traurig und prächtig herauf.

城的周匝已平歇，掌灯的巷子沉寂了，
点缀着火炬，辚辚声里车子远去。
满足中人们自白天的喜乐回家歇息，
赢与亏有一位精明的头脑权衡
恬然在家；撤空了葡萄藤和花卉闲置，
繁忙的集也罢休了手的劳作。
可丝弦远远在花园奏响；或许，是那里
有个恋人在抚弄或一位孤独人
思念远方的朋友和少年时光；而泉水
汩汩不息，清新地幽咽在芳花圃。
黄昏的空气中寂然响起报时的钟鸣
一位更夫记起时辰吆喝出钟点。
此刻一阵微风也袭来惊动丛林之杪，
看哪！我们地球的那个影像，月亮，
现在也秘现；那令人心狂的，黑夜，来临，
满空星斗于我们全然不甚关怀，
那里辉耀着那骇人的，那人间的异客
哀愁而辉煌，在群山的巅峰之上。

　　　
这首共有一百六十行的哀歌在诗人生前只发表过这第一阕。如果诗的其余部分对于诗人的许多同代人乃至后人显得太晦涩的话，这第一阕的优美却是显而易见的。它相当严格地遵循了传统上哀歌这一形式所要求的沉静、凝思与忧伤等情调，而其如画的描写、优美的音律，好比贝多芬最后一部弦乐四重奏 (Streichquartett Nr.16 F-dur)如歌的与平静的第三乐章那样，婉转轻柔而又立意悠远。诗人的朋友封男泽肯多夫(Leo Freiherrn von Seckendorf)于一八〇七年、诗人精神失常后，擅自将这一阕与全诗割裂，冠以《夜》(Die Nacht)的标题发表于他主编的《摩萨年鉴》(Musenalmanach)上。但是尽管以片段形式发表，这些诗行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较荷尔德林稍晚的诗人克莱门·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就十分喜爱这首《夜》，并曾摹仿过它。布伦塔诺虽然无缘得窥《饼与葡萄酒》的全貌，却仍然不失为十九世纪少数几个激赏荷尔德林这位符滕伯格诗人的读者之一。在一八一〇年致一位画家的信中，布伦塔诺承认：“精神失常了的符滕伯格诗人荷尔德林的几首赞(Ode)，以及他的哀歌《夜》和《秋节》(Herbstfeier，即《施图加特》Stutgard)，《莱茵河》(Der Rhein)、《拔摩岛》(Patmos)等，是[相对于莎士比亚、歌德等更知名的诗人而言]更令我作为一个个人深受触动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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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皓明：启蒙的两难：康德

康德在《何谓启蒙》(Was ist Aufklarung？)一文的开头给启蒙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依赖监护的状态(selbst 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中解脱出来。依赖监护是指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理解力。这种依赖监护的状态是自我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是在于缺乏不要他人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的果断和勇气。Sapere aude！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1]

然而这个明确、乐观、令人鼓舞的座右铭只不过是康德对启蒙的全面看法的一部分。在这个绝对、看似单纯的座右铭背后，康德对于启蒙理论上的普遍性与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之间的差距与矛盾看得十分清楚。在同一篇文章稍后的地方他说：

的确，如果自由得到保障，启蒙几乎肯定会随之而来。因为总会有一些独立的思想者，甚至在大众的那些现行的监护人(die Vormünder)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在他们解除了自身的依赖监护之轭后，将为一种理性精神做好准备，这种精神既尊重自己的也尊重他人独立思考的价值与 禀赋。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形里：最初被这些监护人置于那种轭下并且后来一直被迫不能摆脱它的公众，当他们的某些监护人发现并非所有的监护人都有能力引导启蒙之时，已被这些［启了蒙的］监护人激发起来独立思考。培植偏见(Vorurtheile)是如此有害，因为这些偏见会到头来报复那些发现自己或他们自己的前辈曾是这种偏见的始作俑者的人。因此公众只能缓慢地达到启蒙。一场革命可能会颠覆个人独裁、贪婪或专横的压迫，却永远不会带来一场真正的思维方式的改革，新的偏见将会同旧的一样主导着不思想的大众。[2]

这段话虽然凝练得近乎晦涩，意思还是明白无误的。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启蒙(有别于个别人经由果敢等品质而独自达到的启蒙)，由于发生在人类千百年来被迫混昧的背景之下，不会是一个干净整齐的事件。最可能首先达到启蒙的，应该是那些过去一直拥有监护他人特权的人，这一部分人出于对普遍启蒙的渴望，一方面教给大众启了蒙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果，必然与那些未达到启蒙或反对普遍启蒙的一直拥有监护他人特权的人发生抵牾。启了蒙的监护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他们想要启蒙的大众来反对反对他们从事启蒙的人。在这种利用中，启了蒙的监护人因而不可避免地为了要消除旧的偏见而培植新的偏见，以反对坚持旧偏见的人。作为结果，大众也许消除了旧偏见，但启蒙的目的仍不会达到，因为大众只不过是换了一副精神枷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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