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
罗敏
冯象的名字总与其父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冯契相连。因而，每次归国之行，他总是回到上海，居住在曾经的小屋里。3月22日，他又回来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邀请下，冯象为数十名学生讲述他最近的翻译工作。不少学生拿着他最近出版的《木腿正义》（增订版）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来听笔锋锐利的冯象“说”。而小小的房间里，冯象声音低沉，时有停顿，目光常停留于桌面之上。演讲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称此是“一场真正的学者的讲座”。
冯象让人平静。次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某些话题，他的语气不乏严厉，却径直将人带向思考的中心。喧闹的咖啡厅里，记者不禁想起前一晚，灯光昏黄，人群在晚餐后散去，冯象戴上“Republic”品牌的帽子，一个人向儿时的屋子走去。他身影偏斜，脚步深深浅浅，给人的感觉，却很坚定。
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年来，你一直在译介西方经典，如《贝奥武甫》、《圣经》，也在报纸杂志介绍一些如古希腊传说之类西方文化，还探讨现代法治问题。你是否认为，当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现代思想、制度建设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冯象：不够。我们称20世纪引进西方思想、制度的过程叫“现代化”。如今现代化走到一半，也许快成功了，但还没有到终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西方的思想、文学。这恐怕是一个挺长的历史过程。
因为中国还不发达，所以希望了解别人的长处。这种渴望，除非到国家变得非常强大、变成思想文化输出国的时候，否则不会满足。而现在，中国仍是一个进口国，消费品广告、服装、化妆品、汽车、住房设计都是进口的，文学艺术的进口只是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如甘阳等人，他们所介绍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尼采等人的思想史的一路，你更多介绍文学和宗教作品，你是否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后者的影响更大、更为基础？
(more…)
《哈佛法律评论》纪念波斯纳任法官25周年专号
TWENTY-FIVE YEARS OF RICHARD POSNER, THE JUDG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0, March 2007, No. 5.
哈佛法学院 Elena Kagan 院长为专号写的导言：”RICHARD POSNER, THE JUDGE” (PDF)。
Related Links: 《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纪念波斯纳任法官25周年专号；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司法意见全集
冯象 重译圣经 无关信仰
撰文/颜菁/摄影/小詹
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冯象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1968年，在“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和同学们离开了学校，从上海来到云南的弥勒县插队。
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
冯象感慨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毛孩子，自认为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所以说小孩不怕吃苦，长大怕苦了，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上一代在‘文革’中受的苦。你现在再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根本不可能像15岁的时候那样能吃苦了。”
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
“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
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
“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
自学外语：改变命运的军代表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
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
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
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
“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more…)
民主和自由象阿司匹林——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专访
IdeoBook 按：这是2004年7月罗蒂访华期间《东方早报》记者阳敏与他的访谈。
今年已经73岁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冒着酷暑连续走过包括北京、黑龙江7个城市之后，近日来到他此次中国行的最后一站上海，出席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所召开的《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在《文汇报》、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进行一系列的座谈与演讲。
罗蒂在1967年出版其《语言学的转向》一书，使得这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关键词“语言学转向”从此流传于世，而他在1979年完成的《哲学与自然之境》更是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的地位。在完成他在上海的首场演讲《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之后，满头白发的罗蒂在其下榻的宾馆欣然接受早报记者专访，从其不经意的言谈之间，发觉他的确如学者陆兴华所说，是“一个架子放得最低的哲学家，一个认真有趣的街头哲学家，一个看破一切哲学巫术……一个对中国有美好情感的哲学家，一个很不美国但又自认为很美国的哲学家”。让我们祝福罗蒂能够再次来到中国。（感谢这次陪同罗蒂访华的学者黄勇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对这次专访的帮助）
“自由民主社会”是解决政府腐败的唯一途径
早报：在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杜威先生首先就是从上海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两年多的巡回讲学，可以说实用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85年后的今天，您作为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来到上海，是否能对关心您来访的中国朋友说些什么？
罗蒂：在杜威来的时候，中国原来的朝代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人们当时想到的是怎样对当时的情形作出反应，而现在中国的情形却大不一样。当时杜威问的是：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可在中国实现。杜威来的时候，美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现在的情况则相反，美国的位置在朝下走，而中国的位置朝上走，中、美的位置发生了逆转，所以当时杜威可以告诉中国人美国有什么经验可以在中国实现，但现在我却不知该对中国说什么。这次来我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在政治制度上却还有待改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未来应该会象新加坡、南韩这些国家一样，走向民主社会，但是中国这么大，真是很难预料到结果如何，将她和这些国家比较也许是不恰当的。
杜威来中国的时候，民主国家只有北美、欧洲才有，但今天亚洲一些国家也有了民主制度，所以有了这一变化，如果中国希望进一步走向民主、让民众在公共事物中起更大的作用的话，可以参考亚洲其它国家的范式。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