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法盲与版权
一九九六年岁末，有件案子“震动了文艺界”。简单说来，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九月，汪曾祺先生(被告一)将京剧《沙家浜》剧本收入陆建华(被告二)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被告三)出版发行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署名“汪曾祺、薛恩厚、肖甲、杨毓珉集体创作，由汪曾祺主要执笔写成”。这署名却藏着一个漏洞：漏了《沙》剧的前身沪剧《芦荡火种》的作者(“上海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结果，沪剧团(现称院)和文先生(已故)的夫人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四万元，并恢复原作《芦》剧作者的署名。不过官司没打太久。纠纷伊始，《文集》主编就对记者表态：《沙》剧“一度”只署京剧作者姓名，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及“人们的法制观念也比较淡薄”造成的；现在应当承认《沙》剧是改编作品，“还历史本来面目。”汪先生本人也表示，事情出于疏忽，愿意通过上海《新民晚报》(1997.1.16)向文夫人道歉，并遵照法律支付应得报酬。不久，汪先生去世。其继承人向原告道歉，取得谅解，原告遂撤了对汪先生的起诉。官司于一九九七年夏调解(协议)结案：出版社和《文集》主编承认侵犯著作权(版权)，向原告道歉；《文集》如再版，得按一九六五年三月《沙》剧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时的署名格式，补上《芦》剧作者；被告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三千五百元(《人民法院报》1997.8.14，第二版)。
我们的兴趣，不在案子的结局，也无关当事人之间的是非曲折、分歧和解。此文的缘起，在汪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两句话。记者认为，纠纷能否顺利解决，“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沙》剧编剧”的汪先生的“态度”，即他承不承认《沙》剧系《芦》剧的改编，愿不愿意更正署名。不料“态度”没问出来，反被汪先生将了一军(录音“未经汪先生审阅”，《文汇报》1996.12.26，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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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术传统——《法律和社会科学》发刊词
过去的1/4个世纪里，放眼看来，实际是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如今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果从历史上看，当代中国的变化可能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也就是李鸿章在130年前所说的，是“数千年来所未见之大变局”。也许李当年说这个话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有点夸张，但历史变迁证明了李鸿章的眼光。
在这个巨变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学术的变迁。传统中国社会并非一个“停滞的帝国”，但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都很缓慢，社会结构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可能。在这样的社会中，“三年无改父道”是正常的。处于巨变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主张，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各类政治实践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终于形成了表面“独尊儒术”其实儒法并用的学术和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史哲）可以说基本都是没有越出这种社会背景和学术传统，也大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例如，看似学术的忠孝，从其社会功能来看，是传统“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前者更多是作为政治的社会控制机制，后者主要是民间的社会控制之一，间接地也有政治治理的功能，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由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基本不变，因此，也必然形成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术传统。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不能说不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那种社会科学的传统，至少很难兼容，因为社会需要不大，至少形成不了规模性的消费。这种情况其实在欧洲中世纪也如是，只不过当时的学术主流是经院哲学，是对圣经和其他经典文本的注释和阐释。
但是，在中国，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