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传教士“七月流火”
《理想国》之二
宽侄：
谢谢问候。伦敦爆炸这儿暂无影响，但波士顿地铁查了行李。再就是气氛有些凝重：英美人通常不多谈灾祸病痛，同事朋友之间，会意为止，很委婉；跟中国人习惯相反。上周末美国空军乐团巡回至此，在河边演出，引来百来只白帆游艇，煞是好看。第一曲国歌，船舱里喝酒的男女、木椅上安坐的老人都立刻起立把手按在心口，那份敬意又让人感到了力量。
发来的链接看了。“七月流火”当大热天讲的洋相，我想以后只会多不会少。所以迎宾校长风雅官员都要学会一不留神“脊续”了国学，如何打哈哈找台阶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公众和媒体监督，这些人搪塞掩饰的招数，便是今后跟国际接轨、迎头赶上的一个标志。
你的好朋友问《圣经》读什么版本好，我猜是为学习英语吧。应该读“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钦定本和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语文学的一对巅峰。只是四百年前的文字，要特别注意辨析语义，勤查词典，否则极易误读。汉译可参阅我的《创世记》(但所据原文版本不同，训读断句略有出入)。旧译中，新教“和合本”(1919)或天主教“思高本”(1968)亦可参考，但舛误较多，须细心甄别，藉以训练英文语感，领会细腻的风格差异。
我说“英文”，是因为当年主持翻译和合本的英美传教士基本是照着钦定本理解原文的；而和合本是几代传教士在华译经的最高成就，“天鹅之歌”，极大地影响了包括思高本在内的二十世纪白话译本。这可从诸旧译的语汇句法，特别是共同的舛错看出；而且，部分舛错似乎只能来自对钦定本而非原文的误读。这是入夏前译完《摩西五经》，检阅旧译让我吃惊的一个发现。我给你讲个故事为例：
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古人以为，希伯来语《圣经》的开头五篇“上帝之法”，是他写下传世的。摩西诞生时，正逢埃及法老残酷迫害希伯来人，下令溺杀所有新生男婴。母亲隐藏不了，“取出一只纸草篮子，涂上柏油，将孩子放在那篮子里，搁在大河岸边的芦苇丛中”(《出埃及记》2:3)。恰巧法老女儿下尼罗河洗澡，忽见芦苇丛中露出一只篮子，便唤宫女去拿来。打开一看，是个婴儿，还呱呱啼哭！就动了怜悯之心，把婴儿收为养子，起名摩西(mosheh)，说：这孩儿是我从水里捞起来的(mashah，谐音摩西)。
这是古代神话和英雄传说中屡见不鲜的“杀婴/漂水/领养”母题。《圣经》的描写却别具深意：原来，摩西母亲的纸草“篮子”跟《创世记》里挪亚避洪水的“方舟”是同一词，tebah(篮筐箱柜的统称)，象征着上帝的“救赎之手”。
然而，和合本、思高本等旧译都把“纸草”(gome’)误作了“蒲草”。蒲草即香蒲，和芦苇一样长在河滩、沼泽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中国东部常见；叶长，可编蒲包、蒲席、蒲扇。但是用蒲叶来编一只“箱子”(和合本)或“筐子”(思高本)，放入婴儿漂尼罗河，只怕是不行的。这“蒲草”怎么来的呢？我想是传教士们开的头，误读钦定本译文ark of bulrushes所致。英语bulrush一般指欧洲和近东的宽叶香蒲(俗称cat’s tail，猫尾巴；学名：typha latifolia)，但用于译经则兼指纸草(见《牛津大词典》bulrush条)。故钦定本并未误译；是传教士母语不精，对莎士比亚时代的语文不熟，属于“七月流火”望文生义一类的闪失。
纸草又名纸莎草(学名：cyperus papyrus)，从前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湿地，用途远比香蒲广泛。茎髓剖成薄片，分两层交叉铺开，锤打使两层纤维黏合成一页，晾干，再用贝壳或石片磨光，即纸草纸。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已用于书写，比泥版、石版、皮革等都要方便。纸草茎还可以编篮筐、搭棚屋，甚至扎船，如《以赛亚书》18:2描写的“纸草舟”(但和合本“蒲草船”，思高本“芦舟”，均误译)。希伯来语《圣经》中表示芦苇、蒲草的词有六七个，但纸草仅这一词。所以，若直接从原文翻译，摩西母亲的篮子(参较拉丁语通行本：fiscella，小篮儿)是不会纸草变蒲草的。
有趣的是，从语源上看，“纸草”跟“圣经”还有一层因缘。纸草，希腊语作biblos，源于地名，即纸草纸的加工和出口地腓尼基港城Byblos(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这biblos的“指小词”(加后缀、叠字或变化词形声调指小、表爱，语言学上称指小词，例如“宽宽”、“小篮儿”)之中性复数biblia，意为“小书”。“小书”后来通过拉丁语进入欧洲中世纪俗语，便是英法德意西等现代西语的“圣经”(bible/Bibel/bibbia/biblia)一词。这样，婴儿摩西由“纸草”(biblos)篮子而得救，被埃及公主领养，长大蒙福，做耶和华的先知，传上帝之法为“小书”、为“圣经”(biblia)，若非巧合，必是一个美丽的奇迹了。
和合本等旧译里，此类舛错不少，且多涉及对近东名物风俗的误读。由此大致可见译者的学术水平，因为传教士译经宣道的热忱与认真应是无疑问的。
此信可转给你那好朋友看。对了，宽宽，也许你读到这儿会问：《圣经》不是分为旧约、新约吗，“希伯来语圣经”指哪一部分？是这样的。新约是基督教独有的经典，旧约则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的。但因为“旧约”一词传统上有贬抑犹太教为旧教的含义，西方学术界除非特指基督教文献立场，一般不说“旧约”而称“希伯来语《圣经》”。旧约的篇幅，教派间有所不同；例如新教以希伯来语《圣经》为限，而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旧约还包括一些叫作“次经”的希腊语篇章。此外，历史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正式定形之前，一块儿流行的还有许多希伯来语、亚兰语、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文献，也都是托名先知圣人传世的。这些没能成为经文正典的古籍，后世习称“伪经”，也是“圣经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这些都是入门的常识，不知有无中文概论或工具书。有一本美国大学教材《理解圣经》可作导读，是加州大学一位教授写的，语言平易，插图也好，对经文内容、宗教起源和古代近东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有简明扼要的介绍。
二〇〇五年七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22日。
Stephen Harris：《理解圣经》(Understanding the Bible)，第五版，Mayfield, 2000。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海伦民：法治与宪政四题——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反驳
W君：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读后激起了我许多感想。我一向闲散自居，以看书为趣，教书为业，过着类似僧侣的生活，虽然没有出世，但毕竟养成了懒惰的习惯，对于任何来信，总是采取“拖派”(不同于影视中的“脱派”)的战术，如时下某些债务人那样，能拖就拖，不能拖想办法也要拖。对于你先前的信，虽然读信当时颇有回信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如天上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结果仍是一拖再拖。我数了数，前后总共收到了你四封信，你的每封信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我行使了沉默权，并使你充分享受了劳动权(写作似乎既劳力又劳心)，但按照我们的传统，“有来无往”，毕竟“非礼也”。于是，我便有了写这封信的想法，至于我这“以一当四”的回应，虽然显得不够对等，但旧债已无法还清，只好请求你减免了。
我必须坦告，读了你的信，最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你的才华，不如说是你的勇气。你对中国法治和宪政问题的强烈关注，使我感到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一位知音。从你的思考和疑问中，我看到了你对社会所怀有的那份强烈的责任感，这把我带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我虽然年届天命，灵魂日益麻木，但仍然为你信中的激情所打动，被你的敏锐所感染，并萌生了一种久违的感动，重现出早已失落了的激情。在这个由Mr. Power(权力先生)和Ms. Money(金钱小姐)统治的时代，物欲泛滥、人欲横流，人们追逐的是实利和实惠，能够像你这样存一份忧国忧民之心(与那些只有倾国倾城之貌的中国小姐们形成了鲜明对照)，不是难能可贵吗？
我想，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你的思考不会如此之深，疑问不会如此之多。实际上，你提出的问题远比这些问题的结论更重要，也许一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但你不要由此产生错觉，以为我对你的观点完全赞同，如果这样，我就可以像领导批文那样简单圈上“同意”就可以了，自然也就省却了下文的笔墨。在许多问题，我与你的看法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并想借此机会与你讨论和商榷。我的回函中有时措辞可能过于激烈，但这并非是我老人家倚老卖老，居高临下地教训你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也并非意在挑起争吵，而是对你信中挑战的回应。你的观点虽然偏激，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你们的“一小撮”；我的看法偏向保守，但我也不自诩它们代表了我辈的“一大片”，我们的讨论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争论。为了便于讨论，我分四部分分别回应你四封信提出的问题，并请求允许我引述你信中的一些观点(恕不具体注明出处，尽管这不符合时下的学术规范)，单元这种引述没有断章取义和削足适履。 (more…)
冯象：宽待“泰斗”
《理想国》之一
宽侄：
谢谢“提醒”我们，祝你生日快乐！明年高考选专业一事，我们意见，第一看兴趣，不要勉强；第二，文科以文史哲“不实用”的领域为先，法律社科可以念完本科再学。大学教育我喜欢美国式，本科着重文理基础，不鼓励早早进入职业训练。现在国内歪打正着，也在朝这方向“前进”。本科贬值，成了研究生预科；而许多非基础学科的硕、博专业不设本科限制，例如法律、商业管理。这些专业若从本科进入，反而比别人慢了四年，不知你以为怎样？
“诺奖泰斗”“国学大师”的表现令你们同学讪笑，我在网上也见了报道。不过对老人要宽容，勿苛责。“我一生有两个母亲”，“应该列入小学教科书”，这话的动机没错，虽然场合欠考虑。国家领导人十分委婉得体：回去给教育部“反映反映”，就是不干涉教材编写的意思了。“中国大学教育办得很成功”，也不能说是阿谀奉承。老人家在清华开过课，为什么不能谈体会？何况大学教育的实情早已上上下下心知肚明，正如钱学森先生指出：“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是很大的问题”。政府媒体称之为“坦诚建言”并配以大幅照片，意思也很清楚，承认并接受钱老的批评。
那么，原先德高望重的“泰斗”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你问，是人老糊涂、智力衰退吗？这问题要是早个十来年，我也答不上。是听了老辈人诉说他们这样那样的乐趣、病痛和担忧，才慢慢理解的。我想，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换一角度思考，例如：为什么许多普通老人可以保持心灵的自由与道德感召力，而少数养尊处优的知名人士反而不能？这样设问，就把要害挑明了：晚节之失，不在年龄而在人品(in moribus est culpa, non in aetate)。这是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他的《论老年》里说的(这句拉丁名言怎么念，你可向法语系章叔叔请教)。
西塞罗(公元前106-43)作《论老年》时已经年过六旬，因维护共和反对凯撒的斗争失败，被迫在乡下赋闲，不久又失去了独生女。悲痛绝望之中，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写作，阐述政治理想，讨论法律、宗教、修辞和诗歌，从而将生命的最后两年变成了(在我们领受他的文学遗产的后人看来)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受希腊哲人的影响，他作文章也偏爱对话体。《论老年》便是他设想的一场对话，发生在杰出的罗马军事家、执政官老加图(Cato Censorius，前234-149)与两位青年朋友之间。其时老加图八十四岁，两位青年想到那个你也想到的问题，问他：为什么您和别的老人不一样，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智慧，仿佛暮年不是您的负担？
老加图回答：衣食无忧当然是起码的条件，高尚而幸福的晚年首先属于自给自足的人，他无须害怕自然法则的无情规定(即衰老)。但是，仅有物质条件还不够，保持晚节靠的是美德。而且必须一生实践，贯彻始终，老来才能享用美德之果，心境平和、自爱自制；才不会变得爱虚荣、坏脾气或吝啬孤僻；才能回顾生平，事事光明磊落。人到了如此境界，岂能不轻松、常乐(3:9)？
这便是上面那句名言的意思，也是斯多葛派哲人的生活信念——你兴趣广，我就多介绍一点——据此，老加图一一驳斥了常人所举老年的种种不幸，如体弱多病、生活无乐趣、临近死期等，说：论体力，老人固然不如青壮年，但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智慧和权威，更适于处理大事。犹如久经风浪的舵手，他不再划桨、爬桅杆，却掌握着航船的方向。须知成就大事不靠膂力和身段敏捷，而是比赛谋略和审时度势的才干；而这些方面，老人往往胜过青年(6:17)。
再说，人到晚年也未必体弱多病。健康与否，往往与早年的生活方式有关；生活节制就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故老加图认为，贪图享乐乃是人世间第一大恶疾。为了满足宴饮声色的欲望，人们失去自制，聪明人变了傻瓜，种种罪行由此而生。所以“感官之乐”(voluptas corporis，阴性名词，故称“她”)实为万恶之渊薮，或柏拉图所谓“恶之诱饵”(kakou delear)：那些纵欲者被她勾引丧命，恰似鱼儿上钓钩一般(13:44)。有鉴于此，老人对感官之乐渐失兴趣，正是自然给他的补偿，让他潜心钻研学问或隐居农耕。而学问之乐与智者的年龄同步增长，这就远非声色犬马可比拟的了。就像雅典的立法者梭伦，直到晚年仍每天学习新知；更有热情的学子围着他求教，他能不幸福(9:28)？
最后，老加图说，死也不可怕。首先，不管死后怎样，灵魂消灭还是飞向永生，都不值得为之焦虑：要么不再痛苦，要么永远幸福，还畏惧什么？其次，死期不可预料，无论年龄身份；为什么老人就要格外担心？活得再久也有尽时，人再高寿也不会满足。但假若灵魂能够永存，它关心、警觉的应当是后人的纪念与评价，而非浮生的虚荣、享乐。死，对于灵魂，便是从肉体解脱。故寿足而亡，不该悲伤，是企盼已久的喜事：“辞别生命如别逆旅，我身无家”(23:84)。
说到这儿，稍加对比，宽宽，你那“泰斗”是否糊涂，知名学者怎么会失去道德感召力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不过，西塞罗借老加图之口论老年，是以罗马贵族与政治精英的人格理想和伦理责任为背景的，所以才反复申说哲人智慧、政治经验、军功权威。而这些品格才干，却是不可希冀于当今的“泰斗”的。这是我们应该宽待他们(敬老传统之外)的另一原因。当然，宽待归宽待，对于那个“办得很成功”的大学教育，那个“泰斗”“大师”层出不穷的学术体制，则是不可不坚持改革的。
就谈这些。上次你说为英语进步不快而烦恼，我忘记回了。学外语要过一道槛，就是培育一种新的语言习惯和思维能力。所以是无捷径可走的。英语电视节目一直在听吧？阅读面要广。如有兴趣，不妨读一读《论老年》的英译，图书馆应该有。哈佛的罗伯丛书前两年重印了一种旧译，风格洗练，是二十年代初一位美国法官业余时间译的。他在弗吉尼亚大学读的本科拉丁文，毕业后几十年没碰，重新拾起，居然做出这样的成就。从前美国法官的素质亦即大学人文教育的水准之高，可见一斑。所以我说，大学本科最好不学热门“实用”的东西。
二〇〇五年八月，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8日。
西塞罗：《论老年》(De senectute, etc), W. A. Falconer英译，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
[本文收于《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理查德·道金斯：后现代皇帝的新装
IdeoBook 按：这是理查德·道金斯的一篇相当有趣的书评文章，原文：Richard Dawkins， “Postmodernism Disrobed”, Nature 394, 141-143 (09 Jul 1998). Review of Intellectual Impostures by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Profile Books 1998, £9.99. To be published in U.S.A. by Picador as Fashionable Nonsense. 中文版由柯南翻译。
假设你是一个胸无点墨的知识欺诈者，但是又有强烈的野心，想在学术生涯上取得成功，得到一小群虔诚的信徒，让全世界的学生把你的作品用荧光记号笔标出来。那么你会选择致力于哪种文风？当然，不能是清晰的那种，因为清晰的文风会暴露出你的无知。或许你会创作出类似于下面这段话的东西：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视作者的不同，在线性的表意联系或者原书写（archi-writing），以及这种多参考的、多维的机械催化剂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尺度的对称、横向性和它们的扩展的消极非论说的特征：所有这些维度让我们离开了排中律的逻辑，并且加强了我们对此前批评过的本体论二元论的拒绝。
这是从心理分析学家费里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作品中引用的一段，瓜塔里是被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和吉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在他们的杰作《知识欺诈》一书中揭露的许多时髦的法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这本书此前在法国出版，现在出版了用英语完全重写和修订的版本。瓜塔里仍然继续着这种含含糊糊的风格，并且在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看来，他创作出了“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包含了科学的、伪科学的和哲学术语的最天才的大杂烩。”瓜塔里亲密的合作者、已故的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写作上也有类似的天才： (more…)
苏力：第一个梦想成真——北大法学院2005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经历了长远的——时间和空间的，但更主要是心路的——跋涉，终于，你们来到了向往中的北大。我代表法学院全体师生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北大法学院，欢迎你们成为北大法律人！
北大是值得向往的，但她只是你人生的第一个梦想成真。如今，同学和邻居羡慕和赞许的目光已经远去；北京的第一场秋霜会平息你的兴奋和激动；而在这个挤满才华乃至会横溢的校园，也不会给你留下太多自恋的空间。上课、占座、考试和“灌水”，教室、图书馆、农园和“一塌糊涂”，将挤满你的日程。什么时候，美丽的未名湖会再一次听见你的足音？
学习不仅仅是读书和上课；不要把学习仅仅当作一项任务，或是为了分数，为了满足人人会有因此无可指责的虚荣心而谋杀了你生活的快乐。我说过，不要追求“刻苦”学习，而是要“发现你的热爱”；学习应当是从容地，一种享受，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在北大，这是可能的。这里有许多智慧的老师，不仅有本校的，而且有外埠的；有许多精彩的讲座，不仅是法学的，还有其他专业的。当然，不会都好、事事令人满意；但无论如何，它都不会，也不应，只是让你失望，你可以由此获得自信，促动你去创造。你还应当发现，周围的每个人都可能有你不可能一一亲历却是你需要的经验和知识。一次远足也许会令你获得一位良友，即使不是终生的；一次交谈也许会让你进入一个只能在电视上或书本里接触的世界，即使某一天你必须离开。大学并不只是校园更大一点，同学更年长一点，老师学历更高一点；大学与中学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后者是标准化的，而前者高度专业分工的；因此她更像一个小型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你要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这对于学习法律尤为重要。不仅因为实践的法律总是需要各种知识，而且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有很多不同，法律说到底是要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规制和解决大大小小的人际冲突。法律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你，首先是理解，然后是妥善应对，人和事的能力。好律师、好法官的那个“好 ”字既不是文字的构建，也不全是个人的修行，它更多是在各种交往和事务处理中，逐渐磨练出来的那种敏锐、犀利、干练和缜密，当然还包括一定程度的、通常为人们贬低、至少避而不谈但要做成事又不可缺少的“圆滑”或称之为长袖善舞（比方说，至少不要在这样的场合告诫人们要 “圆滑”一点）。
这只能从社会交往中学。但学习本身不是目的，目的还是生活。你们当中很多人，特别是本科生，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目光中，如今第一次真正远离家门，要同这么多、将来还会更多的无亲无故的人打交道，其中难免有信誓旦旦却居心叵测的人，这真的是非常艰难却是你必须迈出的一步。要学会相信别人，也要学会自我保护；学会竞争，也要学会协同；学会严格，也要学会宽容；学会坚持，也要学会妥协；学会倾听，也要学会表达；学会默默恪守，也要学会分享心灵；学会在挫折中守护理想，在超越中留住平凡；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教授、只能靠你们独自摸索的“分寸”。对于你们，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灌输知识甚或创造知识的地方；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被父母和社会一直“关”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到高中的校园内，事实上，今天的大学已不得不悄悄承担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成了青年人进入现代社会生活之前的最后一个集训营。
不要以为这只是对你们个人生活幸福和职业成功的告诫，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正在转型发展中的社会的需要。仅仅是一般的、可文本化的知识或技能不足以组织一个我们愿意接受的现代社会，仅仅是父母或老师的告诫也不足以应对严酷有时甚至是险恶的生活世界。在书本之外、课堂之外，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法律人，特别是北大法律人，需要其他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胸怀、视野、想象力、同情心以及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发生的你对于周围人的真诚关切，乃至对于整个中国和整个人类的关切。
最后的半句话并非夸张。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在市场经济和人员流动中日益整合了——你也许还带着些许口音的普通话就是一个标志；世界也已经在全球的贸易、交往甚至冲突中日益整合了——你床头的英文版哈利波特或你袋中的手机就是一个明证。不只是惩罚犯罪，不只是“为权利而斗争”，甚至主要不是法学论文和著作，今天的法律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同各种陌生人打交道、寻求妥协、达成共识、争取双赢或多赢的竞技场，一种社会交往的活动。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多头脑冷静和富于想象的行动的法律人，今天的世界需要更多优秀的行动的中国法律人。
你们是幸运的，不只是因为你们来到了北大法学院，更因为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世界。再过三天，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日。想一想有多少如同你们一样，甚至比你们更年轻的中国青年的鲜血洒入了这块土地？因此仅仅幸运是不够的。即使不谈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对于生者和死者的责任，幸运也还有点偶然的意味，因此并不意味着前程一定远大——如果你们太多关注了考试、分数、出国、考研、个人情感以及其他数不清但你注定会遇到的麻烦和纠葛。
很有可能，你的才华、自信、经验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会在这里第一次受到挑战，高中或大学本科独孤求败的经验将在这里终结。你还会遇到许多同青春相伴的困惑、怀疑、挫折和痛苦，也许还有你的初恋，也许更多的是暗恋和失恋。但即使如此，有一点请记住，没有什么可能规定你的未来，最多只能算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还是去年的一句话，我相信，在这里，你将度过也许不是你最幸福，肯定不是你最灿烂，但必定是你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我祝福你们！
2005年8月31日于北大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