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cker-Posner Blog 即将开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 和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Richard Posner 的 Blog 即将开张了。(顺便感谢刘勇兄告诉我这个消息。)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和经济学研究者而言，Becker和Posner都是如雷贯耳的世界级学者，可以预见，The Becker-Posner Blog 必将成为继 Lawrence Lessig Blog 之后的又一个“万众瞩目”的学者/学术 Blog 网站。
今年八月，Richard Posner 曾客座 Lawrence Lessig Blog，引起了网友的极大热情。在Posner 法官告辞之后，Lessig 教授在谢词中写到，Posner 等几位友人客座 Blog 的网络写作实践或许会激发他们步入 blogspace。没想到就被他说中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补记：The Becker-Posner Blog 的部分文章的中译文见于素为法学。
Richard Posner 客座 Lawrence Lessig Blog 的部分文章的中译文见于法~理~暗示。
谌洪果：什么才是真相？——阅读法庭片《杀死一只知更鸟》
1932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南方小镇——阿拉巴马州的梅岗，早年丧妻的父亲阿蒂克斯·芬奇，一位律师，与他的两个小孩，在这里过着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无论对子女、还是小镇居民，阿蒂克斯都充满爱，而且这种爱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他实实在在地帮助穷人赢得诉讼；毫不吝啬自己对邻居老太太的祝福与赞美；他和孩子们平等友好地相处着，孩子们甚至可以直呼他的名字。
一次，阿蒂克斯对孩子们说：“我射过一只知更鸟，但有种负罪感，因为我想，它没做错什么，还为我们唱歌；它不会骚扰民居，真的对我们好，它用心为我们歌唱。”知更鸟成了他自己的人生为之尽责的一个象征，也成为对自由和平等追求的一个标志。
一天，小镇的法官先生请他为一名叫汤姆·罗宾逊的黑人辩护，他被指控殴打并强奸年轻白人女子梅亚拉。阿蒂克斯的命运似乎开始有所改变，因为他的命运就和这种“知更鸟”般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已经走过的人生都是在实践知更鸟的向往。只不过这一次有些不同，也要艰难得多。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似乎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那个年代，在南方的农村，普遍的“民情”还是白人对黑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距离南北战争结束已经有四分之三世纪，但要消除种族歧视，至少在制度上实现种族平等，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这种偏见甚至深深投射在小镇的众多黑人们身上，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们还没有勇气或者没有办法拿出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动。他们只能依靠阿蒂克斯这样的律师来说话。所以，阿蒂克斯以一己之力，要想对抗沿袭已久的真实“民情”，注定会失败。
巨大的压力从他一接手案件时就发生了。他受到了原告的父亲，一位经常烂醉如泥的、极端仇视黑人的种族分子辱骂和威胁；他的刚入小学的女儿，斯科特，因为别的孩子的侮辱而和人打架；镇上充满流言蜚语，最后演化为行动。为了防止一群镇民将罗宾逊从拘押所抢出打死，他不得不通宵守在门口。
但是，阿蒂克斯有自己的准则，他是白人，但他更是一名律师、一位父亲、一个每天和黑人们相处的平民。所以，他相信法律可以维护人的尊严，法律赋予他的工作是不可推辞的；因为爱别人和赢得了孩子、镇民们的爱，所以他往往在平淡的话语和行动中践行自己的责任；更关键的是，同样根深蒂固地，在他自己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比他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要重要得多。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原告父亲埃威的辱骂“你是黑人的维护者”，在阿蒂克斯看来，并不丢脸，当然，也没有什么值得荣耀。“平等”是阿蒂克斯看待人事不变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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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求同：媒体言论和名誉权案例的研究方法困境——与陈志武教授商榷
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需要法律保护，这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国营媒体例如报刊和电视台报道新闻、评论时事、揭露腐败等等，作为现代社会公民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公共领域，也应当保护，这大概也是共识。但是媒体言论总不免影响一些公民、机构和团体的名誉，触犯有关的利益，从而引发争议，甚至打起官司来。这就有一个法理上的难题：媒体的言论权和公民/法人的名誉权，这两种权益发生冲突时，究竟怎样平衡保护？这方面的探讨法学界已有不少。
陈志武教授最近完成的研究《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见《中国法律人》第二期，2004年10月；以下简称《困境》)，从案例统计数据着手，试图用计量方法来探讨媒体言论权和名誉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平衡保护，颇具启发意义。《困境》的新意，集中体现在作者提出的平衡保护的“应然”(理想或改革目标)和“实然”(现状)两个概念。作者据此设计了计量研究方案，意在用科学的方法测量“应然”与“实然”间的距离(差距)。这个差距不再是以往讨论中那种纯理念或理论上的差距，而是可用具体数据描述的量化了的差距；在指明司法改革方向的同时，公布了改革者达标尚须努力的百分比。《困境》提出的两个主要的量化了的“应然”为：
“应然”一：媒体言论权和名誉权“在一般情况下(亦即，在不知道具体案情的情况下)”同等重要，两者发生冲突诉至法院，“当媒体遭名誉侵权起诉时，其败诉的概率为50%”(页44)。作者称这一概率为两种权益平衡保护的“可由案例数据检验的假设理念”，即“基本假设”。
“应然”二：据统计，美国的“同类案件”中，媒体败诉率约为9%；胜诉率约91%(同上)。即把美国的统计概率视为“应然”，来测量、评价中国的司法改革。
与之对比，《困境》从案例数据中得到一个量化了的“实然”：在中国，媒体遭名誉侵权起诉时，败诉率为67%；胜诉率为37%(同上) 。
比较这几组“应然”和“实然”，作者发现：“美国法院给予言论自由的权重是91%，给名誉权的权重仅9%，跟中国分别为37%和63%的权重分配截然不同”(页45)。所以：“[中国]法院实际上远远偏重于保护名誉权，这与前述‘两种权利同等重要’的理念相悖”(页44)。
这是一套看似简明而诱人的假设理念和权重数据，假如成立的话，当前中国的媒体发展和名誉权司法改革肯定是可以受益的。然而，细读《困境》，却碰上了一堆研究方法的漏洞，其中“应然”概念的假设和量化犯了明显的逻辑错误，违背了计量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于是，虽然作者希望“帮助我们探讨‘实然’向‘应然’靠近的司法改革途径”(页42)，但可惜，方法上的失误挫败了他计量实证的努力；文章的结论和热情建议成了没有数据支持的呼吁。
在讨论《困境》的失误之前，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计量分析的约束和效力。计量分析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利用一系列特定的知识、工具、规则来描述、解释、预测和理解各种现象。选用计量分析方法，不仅是借助科学的力量，同时也必须接受严格的约束。这就要求研究者采取自我克制的立场，逻辑地看待研究对象、问题和数据，不偏不依而有节制地在选用方法的允许范围内，处理数据并表述结论。
因此针对研究对象和问题，恰当选择适合研究目标的计量方法和表述，就成了保证研究成功的关键。否则，不但“南辕北辙”，研究结果偏离目标，不能支持结论，还会造成浪费和误导。况且，读者在阅读计量分析研究结果时，首先看的就是方法的选择、设计和表述方式。因此，研究者必须谨慎，准备接受近乎苛刻的计量方法上的审查。这既是计量方法对研究者的挑战，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下面就按照惯例，让我们看看《困境》的研究方法的选择、设计、处理和表述，以及逻辑的应用，从而判断其分析和结论的可信度。
博客(blog)不是什么？
王朔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你只要一指责它，就会变成它。王朔还说：“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去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的一员，至多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种。我们的不同只是表面姿态的不同，时间久了，等咱们都老了，你会发现咱们其实一直是一伙，手心手背的区别，所谓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后也不会绝种，咱们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
虽然时常有人试图回答诸如“博客是什么？”或者“博客应该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但就上述第一种说法而言，“博客”并没有“知识分子”那样神奇的“同化”作用；可是就王朔的后一段文字而言，“博客”倒确实和“知识分子”有几分神似：出于种种原因（木子美、方兴东，等等），很多bloggers不喜欢“博客”这一称谓，然而不管bloggers怎么强调自己和“博客”的“云泥之别”，还是不能避免被指称为“博客”的命运。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还能不能问：“博客是什么？”
昨天在博客中国网站上看到了《博客生活周刊》，挺好奇，进去一看，其口号是“做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网上杂志”，志存高远，不错。可再看那目录，就不免让人小跌眼镜了……“博客是什么？”这份杂志使我更坚定自己的答案了：博客可以是任何东西。
您要是不同意我的回答的话，那还不如这样问，可能还更简便一些：博客不（能）是什么？
尤根·哈贝马斯：论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
童世骏 译
本世纪马上结束了，回过头去看这个世纪，1920年代看来是德国哲学成果最丰富的十年——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卢卡奇(G. Luká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卡西尔(E. Cassirer)的《符号形式的哲学》，舍勒(M. Scheler)的《知识的形式和社会》，普莱斯纳(H. Plessner)的《有机体和人类的诸阶段》，当然还有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此后不久，在美国出现了一本层次相当的著作：《确定性的寻求》，约翰·杜威的最有影响的著作。那时的杜威，年届七十，其名声正如日中天。过了很长时间，这部实用主义的经典现在总算有了马丁·苏尔(Martin Suhr)的德文译本。今天，杜威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这些年来，“实用主义”这个词在德国也已经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这种接受上的延迟，当然提醒我们注意，杜威与他的德国同行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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