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第二卷《变迁》
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第二卷：《变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2, Transformations, 1998.
Constitutional change, seemingly so orderly, formal, and refined, has in fact been a r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the first, as Bruce Ackerman makes clear in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The Founding Fathers, hardly the genteel conservatives of myth, set America on a remarkable course of revolutionary disruption and constitutional creativity that endures to this day. After the bloody sacrifices of the Civil War,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revolutionize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s they put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into higher law. Another wrenching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n Franklin Roosevelt and his New Dealers vindicated a new vision of activist government against an assault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se are the crucial episode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that Ackerman takes up in this second volume of a trilogy hail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in the last half-century” (Cass Sunstein, New Republic). In each case he shows how the American people–whether led by the Founding Federalists or the Lincoln Republicans or the Roosevelt Democrats–have confronted the Constitution in its moments of great crisis with dramatic acts of upheaval, always in the nam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A thoroughly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reveals how America’s “dualist democracy” provides for these populist upheavals that amend the Constitution, often without formalities.
The book also sets contemporary events, such as the Reagan Revolution and Roe v. Wade, in deeper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this context Ackerman exposes basic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inherited from the New Deal Revolution and exacerbated by the Reagan Revolution, then considers the fundamental reforms that might resolve them. A bold challenge to formalist and fundamentalist views, this volume demonstrates that ongoing struggle over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rather than consensus, marks its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28 pages; ISBN: 0674003977
参考：电子书收藏
一个准知情者对“甘德怀事件”的评论
二〇〇四年七月九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甘德怀的《我的北大考博经历》一文，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激发起了网民的似乎是难以按捺的讨论热情，倒是在赛博空间里显出了几分民主社会的气象。(说“出人意料”，是因为此前《新语丝》曾发表过揭露中国政法大学博士招生腐败的文章；暴露上海交大招生腐败的秘密档案也曾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此间，《新语丝》也刊发了揭露协和医大、华中科大等学校招生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也被转载到了其他一些网络论坛，当然，网上还有一些揭露其他学校的招生腐败的文章，但是所有这些文章很快就被关于“甘德怀事件”的口水淹没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那些酷爱程序正义，对招生腐败疾恶如仇的人为什么对上述事件及其受害者如此地冷漠，而只对甘德怀[朱苏力？]情有独钟呢！？)
这场讨论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的。至少，一些文化、知识类网站和网络论坛的人气近乎空前地高涨，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新语丝》网站发表的与此事有关的文章就约有130篇(至七月廿九日止，已有160余篇——补记)，俨然成了“甘德怀事件”的“官方”网站。这件事确实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或者说研究样本——网络社会的众生相在这里几乎一样也不少。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场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至少就网络上发表出来的言论来看，绝大部分人的立场都是支持甘德怀，反对朱苏力和/或北大法学院。我无意介入具体问题的争论，只想在自己的小小园地里对这场讨论本身做出一点评论。
我以为，就“甘德怀事件”而言，了解事件真相是发表任何负责任的言论的前提。在不能确定甘德怀所提供的“事实”是否真实而且充分的情况下，绝大部分讨论者都把甘的单方面言辞作为讨论前提(据我所知，甘德怀的一些陈述是不诚实的，但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不在于澄清事实，因此对这一点不展开来谈)，甚至还要进行演绎、推测和引申。至于那些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借题发挥的人，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那朱苏力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肯定会有很多人这样义愤填膺地说。
对此，我的回答是：首先，网络社会不具有法庭或(依正当程序建立的)独立的事件调查委员会那样的权威，朱苏力没有义务要到网络空间中向网民们澄清事实，或是对“指控”做出答辩。相反，如上所述，任何一个负责人的人都有义务在弄清楚事实之后再对事件做出评论，用法律术语来说，叫做评论者(而非被评论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或者说“谁主张，谁举证”(民事诉讼的原则之一)。其次，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是，网络社会的民主如果是真民主的话，就应该是可进入、可退出的。热衷于“甘德怀事件”的人可以进入赛博空间的讨论，同时，朱苏力也可以退出赛博空间的讨论。进入不是义务，退出却是权利。如果有人将退出或者不介入视同默认、理亏、退缩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理喻的推论。《新语丝》站长、“甘德怀事件”的领军人物(之一)方舟子先生不是也说过吗：“名人为什么非得上你家的论坛？”
对于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准知识分子和公共非知识分子们，我只有一句话：时间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苏力是一个硬汉，你们也许可以“消灭”他，但是不可能打败他。
对于那些胸怀坦诚、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我想不揣冒昧地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提醒：无论就研究生招生的公正性还是学术成就而言，苏力老师在北大(乃至在全国)都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学者之一(作为苏力老师门下的2003级的博士生，我凭自己的亲身经验得出这个结论)。这次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招生在程序上固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苏力老师的学术观点当然也有可以商榷(甚至可能有错误)之处，然而，如果因此就把矛头完全对准苏力，并进而形成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结果很可能会事与愿违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那些“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人难道忘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吗？其实，我觉得鲁迅他老人家也有点想不开：既然说了第一句话，就没有必要再说第二句话了。
当然，也可能，只有同时说了这两句话的人才会成为中国的“愤怒大师”。
写于二〇〇四年七月廿七日
苏力：走不出的背景——北大法学院2004届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刚才，我是有意从湖边走过来的，看细雨淋湿了未名湖，淋湿了这个下午。
每年这时候，校园里都纠缠着留恋：睡在你上铺或下铺的兄弟，暗恋了数年的某个同学，“学五”或“农园”，“必逃的选修课和选逃的必修课”，对了，还有贺老师，以及那已成为你青春之象征的湖光塔影。
但年轻人往往多情又无情，敏感又迟钝，执著又漂浮；四周有太多鲜活的诱惑，未来则灿烂得令人眩目，匆忙的你也许正忙着“毕业前一定要做的10（或20）件事”，或是哼着郑智化的“用一辈子去忘记”，一边在“一塌糊涂”上贴一张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决心把别人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帖子；也许你没有时间细细感受一些因熟视而无睹的东西，一些背景。
因此，我们把张文教授和盛杰民教授的退休仪式放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他们不仅是你的老师，也曾是我的老师。他们也曾同今天的你一样年轻，一样的激情洋溢；在为法学院、为我和你的成长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华年之后，他们打算悄悄地离开。他们比徐志摩更懂得“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但许多时候是不允许悄悄别离的，否则，我们就“太不仗义”，会感到愧疚。我们希望借此刻，不仅表达你、我和法学院对他们的感谢，祝福他们健康、幸福，希望两位老教授能从你们身上感到一种欣慰和满足；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从这一刻感受到一种期待和责任。
我更想提一下你的父母。几天前进城，路过两所中学，看到一些中年人在校门前的林荫间溜跶，我突然意识到那是高考的日子，不禁眼睛有些发涩。在座的许多同学的父母，在四年前或数年前的一个焦灼季节都经历过这种焦灼。而在今天，在你的毕业典礼上，我又看到了他们，拿着相机，笑容比你的更茂密，比你的更阳光；尽管更多同学的父母没来，或者说，没有能来。
其实我并没打算神话你的父母，神话“养育之恩”。这是“欠了儿女的债”，普通百姓说；而今天的你也许会调侃地引证《婚姻法》第21条。我提起你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也因为我是他们的同龄人。在你今天的这个年龄，当年的他们是知青、士兵、工人或农民，有的至今如此，有的今天则已经下岗或者 “提前退休”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更不用说进北大的校园；大学是他们许多人的一个永远的梦，一个醒时的梦。而至少部分因为他们的这个梦，你从小就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也许你因此没能看某部电影或电视剧，失落了童年或少年本应享有的一份快乐；也许你挨过骂，甚至挨过打——因为某次考试成绩或者一次恶作剧。而此刻，你是他们的骄傲，满足了他或她那难免的一点虚荣……
你是他或她这一生最杰出的作品！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象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
因此，我建议，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词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
你将为之服务、将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正义。那个在你的教科书中常常出现的神圣化的“人民”，说具体点，就是他们，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有过挫折的人，一些聪明、才华、运气都不如你的人，一些虽关心他人但更关心自己和自己孩子的人，一些可能在生活的跋涉中失落了理想的人，一些分享了人类其他种种“弱点”或称之为“人性”的人。而且，多少年后，你还可能发现，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背景，你的背景；不可或缺。你的行动的一切意义，最终由他们赋予；成功与否，也得由他们说了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并不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其中或许还隐含了一种，甚至是唯一的一种，真正理解你人生事业的进路？！
同学们，在这湿淋淋的、难得的沁凉夏日里，在这浓荫如云、曲径通幽的未名湖畔，毕业、青春和别离，我想，任何人，哪怕是一个“愤青”，也会神奇地“小资”起来……
我也如此。
但不要说，明天起，你将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道青天，绵延于你身后的仍然是这个熟悉、朴素且庄严的背景，一个你永远走不出的背景！
2004年6月16日改定于北大法学院
苏力：这一刻，你们是主角——北大法学院2003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北大校园！在今后的四年或三年里，我们都共属于这个大家庭。你们的履历上会永远写上“北京大学法学院”这几个字，成为你们的自豪，成为你们的骄傲。
但也未必。
许多同学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学校最近有一位校友被媒体疯狂炒作着。陆步轩，住在西安，因为工厂下岗，只好转行卖肉；据说仅仅因为这样的媒体炒作，我们的这位校友近来生意一直特别好，每天多卖很多肉，收入也因此大增；甚至有人想同他联营注册一个连锁肉店“北大仁”——仁爱的仁。
但是，同学们，我们不要只是把这当作一个社会新闻或笑话听；要想一想，如果是我，如果是你，让别人“嚼舌头”，会有什么感受？为什么？想想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对于你，对于我？
是的，社会正在变化，传媒更为发达，言论应当更加自由；是的，工作无分高下。这些道理都好讲，也都对，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人、某件事，却并非总是如此。而且，我总认为，当人们说工作无分高下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工作还是有高下的，即使言说者有意抵抗什么，但弄不好却掩饰了什么。至少在当代中国，哪怕同样是上了报纸，下岗转业却一定不如王选教授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那么光荣；吆喝卖肉恐怕也不如我站在这里致词那么风光。说真话，我们——你们 ——真的认为这都一样吗？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用别人塞给我们的概念生活，或总是生活在一个概念的世界。事实上，陆步轩还算是幸运的，如果他不是北大的学生，媒体会把他当回事吗？为什么媒体不报道张三、李四卖肉？就是因为他有北大毕业生这样一种社会认为较高的身份，也就是因为卖肉在社会看来是一个比较低的工作，才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曝光，带来了某种尴尬，尽管这还算是一种令人庆幸的尴尬。
而这一切都不无可能，在未来，在你我当中某一个人的身上发生。考虑到前不多久另一件被媒体上炒作得很凶的有关北大教改的事（包括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一“合谋”），我们就必须清楚，在今天这个世界中，北大已不再仅仅是或总是你的资本，弄不好它也会成为你终身的负担——用公司法的名词来说，是一种“负资产”。
因此，同学们，尽管北大的名字从此将同你相濡以沫，但未必可以托付终身。北大产生过许多名人，但不要错觉自己进了北大也就成了名人；其实这些名人大致与你我本人无关，有关的那一点也只是在概率上。我们已经身在一个个体主义的社会，一个竞争的社会了，父母或家族或门第的余荫已经消散，那些家境贫寒的农村同学可能会最深的感到这些；学校或导师的大名都不过是产品的商标和商誉，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这就注定了北大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书本知识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书本中、课堂上已经包含了制作你一生幸福的秘方。你们要“迎接挑战”，要“发现你的热爱”（这都是我先前的新生讲话，也许还值得你们上网看一看），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学校园视为一个现代化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你要全面接受一种训练，一种现代化的训练。
你必须培养一种新型的责任感，不但要好汉（好女）做事好汉（好女）当，而且要对你的机构、你的单位、你的“老板”负责，一定不能混淆了自己的和“ 老板” 的利益；你要学会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同你喜欢或不喜欢的、行为古怪甚至居心叵测的人合作——包括某些时候的不合作，而不能按地域、学历、家庭或其他因素来选择；因为你喜欢“熟悉”，你必须更多面对“陌生”——这意味着持久的学习；因为你在乎一个长久的成功，你必须接受众多眼前的失败——这意味着不断的风险；你必须学会面对种种诱惑，仍然要信守承诺、诚信做人，必须从现在——也许从助学贷款或遵守时间——开始培养自己的信誉；你可以充满理想，但不但不能太理想化，而且要宽容像我这样的好像没什么理想的人；你可以且应当从情理想事，但必须学会按原则办事；你们可以保持甚至坚持自己的偏好，却必须学会用效率的眼光来考察社会和自己的选择和付出；你们不要指望大学老师还像高中老师，不但是知识的化身，而且是真理甚或道德的楷模，其实他们只是另一种职业的知识人；你们必须遵守各种规则，不要指望好学生总会从老师和家长那里得到优待和特权，因为你们——至少本科生——每个人都至少是本县的状元；在这里，你会感到社会中的各种知识的类型和重要性都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或仍然令你们动心、动情或动容的文字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能作为你熄灯后侃山的谈资，或恋人间 “秋日的私语”；你们要面对的是一套看上去很其实未必冷冰冰的关于社会的因果性的知识，斐然的文采必须让位给叙述的精确；甚至你们必须学会一套现代的有关知识和学术的规范：抄录它人的精美文字，在中学时可能得到作文老师的一串串红圈，而在这里，则是侵犯知识产权，甚至是剽窃，不能毕业，得不到学位；你们会发现这里学习的许多职业规范与你在中学或父母那里获得的社会规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你必须重新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
大学已经不再只是——其实从来也不只是——一个接受知识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训练人的机构，一个让现代生活的知识和纪律融入你们身体的机构。你们必须接受这些，要有一种真正的时代感。因为你们并不打算回到你生活的起点，而是把这里当作生活的起点；你们当中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绝大多数最终将生活在现代的都市，少说是个“白领”，最不济也混个“小资”。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这个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先进者。
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一个空前深刻且巨大的变化。
对于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对于本科生同学来说，这一刻也许会是你们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之一，至少就感情兴奋的强烈程度而言。这一刻，你们是生活的真正主角。而今天来欢迎你们的教员、职员，包括在这里讲话的我这位院长，其实都是今天的配角。尽管每一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心也都充满了感动，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场合更多是一种仪式，一种程序，也是一种职责；即使感动也首先是因为你们的感动，是因为你们而感动。但我们的感动和你们的感动是并不一样的，就如同此刻你父母的兴奋同你的兴奋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泪水和你的泪水是不一样的。
这一刻属于你们。但是，生活没有永远的主角，在这个已经或正在到来的时代，尤其如此。
再过几天，就要“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了；我祝所有的新同学，尤其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同学们，中秋愉快。我们会努力为你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并且会——套用一首歌的句式——“幸福着你的幸福，痛着你的痛”……
2003年9月4日于北大法学院
苏力：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北大法学院200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致辞
前几天，在红四楼网上招生答问，潘思源同学也在；结束后，走到未名湖畔，我问，快毕业了，有什么感慨？看着阳光下未名湖那光影绰约的漾漾碧水，她幽幽地说了一句，“过好大学生活的尾巴”。
在这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也加入你们大学生活的尾巴。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 ——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十天，3千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这一点对于文科毕业生尤其重要。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是从一入学就很务实，就是一次次实验，一道道习题，就是一个毕业设计，没有什么幻想；他们几乎没有谁幻想自己成为牛顿、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就是成名了，也是他或她自己。而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你们知道了苏格拉底审判，知道了马伯利诉麦迪逊，知道了“大宪章”等等，你们还可以评点孔、孟、老、庄，议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 舍我其谁也”。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和时代，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 ——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吧，一个也许当年把你们当中的谁招进北大的人，一个本来会且应当出现在这一场合却再也不可能的人。这个人当年曾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于这个法学院，毕业留校后，长期做学生工作、党团工作、行政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学者成堆的地方，他的工作注定了他只能是配角，而且还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的人满意，乃至有人怀疑他当年留校做行政工作是不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不行。但他安分：勤勤恳恳地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他守己：恪守着他学生时代起对于生活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到他外出招生不幸殉职。
他不是学者，更谈不上著名；他没有留下学术著作，留下的，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中，是诸多的报告和决定，有关招生，有关法学院大楼，有关保送研究生以及处分考试作弊的学生；他每年都出现在“十佳教师”的晚会上，但不是在台上接过鲜花，而是在台下安排布置；他没有车子、房子，更不如他的许多同学有钱。但是，当他离去之际，他的同事、同学和学生都很悲痛，包括那些受过他批评的学生。是的，他没有成为一个被纪念的人，甚至不是一位会被许多人长久记住的人，但是，他是一位令他的同事和同学们怀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成功？尽管有点惨烈和令人心痛！
我们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其实靠的更多是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看来老天注定是要给你们的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更多的色彩，更浓的情感。同学们，或者，还请允许我加上一个平庸的形容词——“亲爱的”；我想，哪怕是多少年过去之后，你们都一定会想起这个只属于你们的大学生活的尾巴。想起那个其实比其本身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名词，那些慌乱和不安，“逃窜”和出入证，22、 23、24楼以及楼前那又一次漏不下星光的林荫路；你们会想起网名“飞花”的师姐，为她的疾病募捐以及向朱苏力院长提出的关于建立扶助基金的建议；你们会想起建武老师的突然离去，想起泪水中的鲜花和鲜花中的泪水，想起他爽朗的笑声，也许还有眼镜后他那责备的目光；也许还有今天的毕业典礼，此刻你周围那众多熟悉又陌生的“企鹅”，以及今晚你们年级的聚餐和狂歌……。
我祝福你们！我祝福你们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