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暴力与屈辱：陈村的纠纷解决
* * * * * *
一 、文本概况与分析框架
近年来，农村纠纷的解决在社会学界、人类学界和法学界同时受到普遍的关注，农村纠纷的产生和解决，农民在纠纷中的心理状态，民间力量、国家政权在纠纷解决中的作为，习惯、习俗、村规民约、法律和政策在纠纷解决中的应用，这些问题都是研究中的热点。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出了一大批作品，但系统研究村落社会中的纠纷解决的作品尚不多见。赵旭东曾以法律人类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华北一个村落的纠纷及其解决，[1]展现出了具体的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具体作为，让人看到农民法律生活的清晰、生动场景。他所研究的村庄在历史、社会文化形态、村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治理状况等方面都与我所调查的村庄有很大的不同，出于全面理解中国的需要，就类似的主题开展更多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2]基于此，我希望能够在对一个村落的纠纷进行整体、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将这些纠纷放在整个村落环境中理解，考察这些纠纷的生成及其解决形态，并分析这种形态所反映的实际问题。
我所调查的村落是一个地处湖北省南部的陈姓自然村落，按照社会人类学的匿名惯例，我称它为鄂南陈村。陈村在行政上被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外加一个小姓村落组成五共村一个村民组（生产队），陈村和这三个小姓村落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而五共村则是一个半熟人社会。现在陈村存在着屋场墩、大池塘、旧祠堂、仙人亭等公共空间，它们对村落起着非同小可的社会控制作用，脸面、现丑、蜚短流长等会在这种空间中起作用。陈村没有一个真正的教徒，但村民普遍持有某些佛教或道教的观念，有一定的祖宗信仰、鬼神观念和“风水”观念。陈村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和棉花等也有种植，村庄内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业。
五共村与周围其他五个村庄曾经属于一个很小的窑头乡，这六个村庄关系密切，可以近似看成施坚雅所说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有两个中心，它们通常是村民们小的农产品交换地点，但由于现在交通的畅通以及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普及化，这两个中心的交换功能已经大大弱化了。在行政建制上，辖有六个村的窑头乡曾一度被一分为二，五共、永胜、窑头三个村被划归向阳湖奶牛场管辖，其他四个村被划归张庙乡管辖。这段时间很短，窑头乡的建制一直维持到1987年。1987年窑头乡被合并到张庙乡，这样陈村距离乡政府的距离就由2公里变成了15公里，这个距离是陈村到市区距离的大约2倍。2001年，整个张庙乡被合并到官桥镇，这样陈村离镇政府的距离略有缩短，变成了12公里，但村民去镇政府必须先到市区。这种不符合“常规”的地理位置分布使得陈村的村民对镇一级的市场和政权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也对政府的施政能力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3] » 继续阅读 陈柏峰：暴力与屈辱：陈村的纠纷解决 全文
朱晓阳：事实与情理：一家国有企业的兼并纠纷案与社会科学观念
按：本文原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卷（2006），原题为“纠纷个案背后的社会科学观念”。
* * * * * *
“悖论社会”？
黄宗智先生提出了“悖论社会”的说法。这种说法最近在学界受到了注目[1]。黄认为：当今研究中国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果按照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去套中国社会的经验，会发现后者与前者间有诸多悖论。黄因此提出要从实践出发来研究中国[2]。我感觉所谓要“从实践出发”是眼目下一句被说滥了的话。它不能提供更具体一点的指引。因此与坚持“从实践出发”者不一样，我认为更要紧是基于对当代知识论成就的把握，发展出有效解释当下经验的方案。这篇文章便是沿这一方向的迈进。
在以下部分，我将从讲述一个有黄宗智式悖论外貌的故事开始，然后用这个故事引出一些有关文化理解和社会科学方法观念的议论。
这是一个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的基层司法案例。
审判：“现代司法理念”与“情理”的纠缠？
我已经在以前写的文章中详述过这个个案[3]，在本文中我将只描述与本文的讨论有关的情节。
这是有关一家国有企业改制的故事。企业坐落在北方一个城市，名字姑且称为Z厂[4]。Z厂在1995年被以污染环境和亏损而政策性停产以前一直以生产工业用纸为产品。1998年Z厂被一家“为兼并而拼凑”的公司——F兼并。F公司兼并Z厂一年后由于基本没有兑现其兼并之初的诺言而遭到Z厂人群起反对“欺诈兼并”。2000年6月Z厂人以“护厂救家园运动”为口号，对被兼并的企业进行“收厂收权”行动。在当年8月8日，收厂收权行动遭地方政府派出公安警察制止。Z厂集体行动中的核心人物职工代表大会总代表原Z厂的副总工程师王工在事件发生前一日被刑事拘留，后来又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起诉。地区人民法院先是在2001年2月对他进行了一次庭审，接着便休庭。此后在当年5月23日，王工被以保外就医为理由释放。2003年4月地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地区人民检查院撤回起诉。原因是检察院“以该案因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向本院提出撤回诉讼”[5]。王工方面对此种结论的回应则是不再反诉起诉方。我们在访问王工时，曾问及是否会要求赔偿。他表示：“我保留这种权利，但不会去做”。 » 继续阅读 朱晓阳：事实与情理：一家国有企业的兼并纠纷案与社会科学观念 全文
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瑜
今年上半年接踵而至的大事占据了中国媒体的主要版面，大大推迟了社会各界早在酝酿的各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活动的日程——媒体对三十年的回顾和总结也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升温。不仅如此，围绕奥运火炬传递和抗震救灾等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些事件中的充分释放，使得目前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社会氛围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这些事件和中国民情的呈现，促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就这短短的三十年来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得失，而是去尝试在更长的历史和更宽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能量究竟蕴藏在什么地方，理解今天中国这番模样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统，理解这三十年中国究竟有哪些可以与世界分享的自主性的创造。
对于7月5日至7日聚在汕头大学讨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那些各领域学者而言，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状况，则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这一主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论坛，系由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中国文化论坛”的第四届（2008）年度论坛，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任论坛执行主席，讨论范围涵盖经济学（姚洋、余永定、卢周来）、法学（冯象、刘星、强世功、赵晓力、凌斌）、国际政治（陶文钊、时殷弘、黄平）、政治学（王绍光、崔之元、潘维、马俊）、社会学/人类学（周晓虹、王铭铭、赵心树）、史学（罗志田、程美宝）、文学与文化研究（黄子平、戴锦华、黄纪苏）、哲学（陈来、童世骏、孙向晨）、教学研究体制（甘阳、杨东平、许纪霖、刘小枫）等领域，各领域都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并不试图全面介绍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情况，只是从部分议题入手呈现学者们在这三天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这里只根据主题需要引述部分讨论，会议述要会另有专文及出版物。 » 继续阅读 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全文
胡鞍钢：探索安邦之道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代序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和摧毁同时出现、并存、冲突以及此消彼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本身既是一个创造性过程，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的产业、投资新的人力资本、促进新的社会成分成长；它也是一个摧毁过程，摧毁旧的产业、旧的人力资本、旧的社会成分。不论是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采用哪种政治体制的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初始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享受到要素投入、知识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也会碰到结构调整、利益分配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迅速增加。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高增长，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并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记录。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两个方向的显著变化：从它的正面来看，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了5.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6年的358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也增长了5.7倍。从它的负面来看，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不断增多的城镇失业人口，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高指数的能源消耗以及不断出现的政治腐败案件、群体抗争事件，成为“另一个中国”的景象。
因此，对中国而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基础、社会模式、文化形态，如何在竞争与保障之间、风险与机会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速度与稳定之间实现合适的平衡，又如何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这始终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学者而言，就是探讨中国如何在巨大社会转型和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安邦之道。
《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目标与途径》一书记录了王绍光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考和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安邦之道的基本理论、基本思路和基本对策。我称之为一部十分难得的活生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精品之作。尽管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经我之手，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上先后编辑发表，但是现在重新读来仍有新鲜感，体现了他本人独特的研究风格，展现了深刻的理论逻辑和理论含义。特别是作者把对民主、公平和公民社会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更为清晰完整的制度框架，是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对未来走向的深刻思索。因此，这不仅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本能够启发读者思考的启迪之作。无论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还是关注中国发展的普通公民，它都是必读之书，以体会作者的学术之思，探索中国的安邦之道。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读书体会，并介绍一下相关背景，以便读者了解王绍光著作的基本思路和学术贡献。 » 继续阅读 胡鞍钢：探索安邦之道 全文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
最早大概是2002年在天涯关天茶社贴出第一篇对话，断断续续经过五年，在2006年电视剧《暗算》播出后贴出最后一篇，《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想必已为众多网民知晓。
这是两位匿名作者关于中共党史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也颇能反映出中国当下的某些问题。历史是割舍不断的河流，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分析现实的问题。无论两位作者是不是意在沛公，他们的讨论都可能激发读者的某种问题意识。尽管他们的很多结论可以商榷，而且有的已是党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视角，读者可以按照这个视角自己进一步分析问题，举一反三，而不是执着于某个特定结论。如果读者学到了以上两点：问题意识加观察视角，我想，两位作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具体说来，他们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视角，不掉书袋，不说大词，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理性和常识，结合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对党史中一些问题和细节进行分析，而且最后还能总结出新的带有某种普世性的结论，对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都具有启发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两人的对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有些问题上还是缺乏清楚论证（尽管他们已经尽力了，我相信文本是对话后的润色总结），读者可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站在作者的高度想问题，那就更好了，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学习，然后是才是争论。
两位作者化名为Y和C，Y理论性较强，C则长于事实分析，他们一唱一和，相互补充。据杨奎松介绍，两位作者是“对中共党史有强烈兴趣的两位工科出身的人士”。而且他们的身份信息也从其对话中透露出一些，比如，C现在可能是教经济学的，所以后面谈农业问题时特别能讲；Y则社会科学的背景强些，还到过新疆插队，两人70年代上中学，现在应该在45岁到50岁之间，从语气看大概都是男性。然而，吃到一个不错的鸡蛋并不见得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只要细细咀嚼，相信自己也会有所感悟的。
以下是各对话的链接，共十四篇：
之一：国家宪政体制的若干猜想
之五：中共革命探秘
之七：农户与革命的一个观察
之八：土改的寓言
之九：那头被打上记号的驴子
十一：1934年夏天的故事
十四：列宁的“暗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