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 “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 继续阅读 李昌平：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全文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大江城市生活周刊 记者 金微
不要神话林权改革
城市生活：我们从江西谈起。05年江西作为林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其经验正在全国推广，你对林权改革有什么看法？
李昌平：我觉得不要神话林权改革，但近两年，中国有意在神话林权改革。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典型，编创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话。至于哪些农民典型为何“一分就富”了，主流媒体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林权改革“明晰产权，调动了林农积极性”。
我们要知道过去森林的积累从哪来？是集体林积累出来的。现在一分就富是因为有集体林的积累，你不要一改革就否定集体林，这是有问题的。集体林有优有劣，不要认为分给个人就好了。
我是主张林权改革的，但你千万不要神话它。这容易误导很多事情，你要实事求是：这个地方一分到户，老百姓发财了，但你后面要说，钱是哪来的呢？钱是前几十年，集体林管理的很好，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现在根据市场状况、经济状况，我们分林到户管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另外，今后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地方不像江西有大片竹子，是树木。树木的经济价值比较低，当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时候，栽树是没有效率的，砍树也是没有效率的。今后到了一定阶段，不是要把集体林、国家林变成个人的，而是要把个人林变成国有林、集体林。
城市生活：未来还是要走国有林、集体林道路？
李昌平：你看日本、台湾地区都是逐步减少个人林，扩大集体林、国有林。为什么？因为维护林业成本的很高，林业本身的经济价值很低，所以个人不需要大片的林场。
城市生活：现在林改是不是有些开历史倒车？
李昌平：这要看各地情况。你说西北，你说要搞绿化，“一分就富、一分就绿”这是神话。北京四周几百万亩林地，每年就花很多钱维护，分到个人都不要，根本就没有一分就富那回事。林改要看全国各地的情况，江西的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全国去，特别不能由中央媒体轰炸。
至于其他地区要不要依照江西的模式去做，这还得看行不行得通？西北地区，你要他们去栽树，老百姓会一分就高兴，一分就富吗？肯定连积极性都没。假如江西没有成片的竹子，一分就富吗？不可能。
城市生活：你对林改有实地考查过吗？有媒体报道，这次云南林改对当地生态破坏很大。 » 继续阅读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全文
冉云飞：图书馆五论
按：转载冉云飞先生五篇论“有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关注。这五篇文章依写作前后为序分别是：
1. 我被逼成藏书家
3. 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
冉按：本地一家杂志的朋友，要做一个“成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选题，要我写一篇“偏颇”的文章，以耸视听。要是早几年，我会这么干的。但现在我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这个选题结论的依据何在？有没有调查数据，如果有，请传予我，我用数据说话。如果没有，我的确不能写这篇文章（这些数据他们当然是没做的，中国做传媒的人还不习惯用板凳上钉钉的数据来胜过万千言语）。朋友深知我对中国的图书馆比较痛恨，当然也包括成都地区的图书馆。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成都的文化环境并不好，也是导致“成都为何什么不喜读书”的一个因由。我想这个角度我还可以接受，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想法，当有人说我是藏书家（其实我是不配这个称号的）的时候，我就说我是被逼迫出来的。现将此文刊发于敝博，该杂志亦就这两天出来，大家可以垂注。不过，按老例，在杂志出来之前，本文谢绝传统传媒和网络媒体的转载。
做一个明白人的方式有多种，读书是其中的一种。有许多人说，书读多了要成呆子，我一直以为这不是真懂读书的人，这是书不害人人自害。把书读得通透自如，就能纵横驰聘，不受书本及过往知识的束缚，并由此开辟自己的新天地。作为一个读书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是必不可少，但博览群籍更是必须。要博览群籍，一般少不了与图书馆打交道。
但在中国与图书馆打交道，以我有限的经历而论，是并不愉快的。按理讲，图书馆作为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共用品，应该像国外各类图书馆一样，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是高屋深锁，很多好的书籍，好比禁书一样，长年难与读者见面，失却了开启民智的功能。书籍收进了图书馆，大有侯门深似海，萧郎是路人的慨叹。而图书馆的服务，大多是典型的官场作风，门难进，脸难看，借书分等级且不方便。更有甚者，靠借书及复印牟利，刁难读者，服务态度极差，这样的图书馆不是少数。本来开启民智，传播知识的图书馆，却成了禁锢人们追求真知的拦路虎，真是令人愤懑不已。 » 继续阅读 冉云飞：图书馆五论 全文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 继续阅读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全文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2007年3月下旬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现已98岁高龄的瞿老。我就瞿老的成长经历，工作与研究的历程，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与体会进行了数次访谈。瞿老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而平易谦和的长者风范，更令晚辈的我折服。访谈稿在此基础上写成并经瞿老审阅。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年7月12日(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禨)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 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 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赵：《尚书》是一本很难读的书，当时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
瞿：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赵：瞿老，当年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在学术上极有成就，就拿1930年与您同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来说，费孝通、林耀华等都是对社会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您也写出了能够传世的经典著作，我很想知道您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情况？ » 继续阅读 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全文
